子。
医护人员把晚饭送来了。
保尔不想吃饭。他靠在床上写信。腿上的阵痛影响了思考，胃口也没了。
保尔刚写完第四封信，房门被轻轻拉开了。一个白衣女医生来到床前。
保尔从夕阳薄薄的余辉中看出，她描着细细的眉毛，长着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提皮包，一手拿着纸和铅笔。
“我是你的责任医生，”她说，“今天轮到我值班。现在我跟您提些问题。无论愿意与否，您得说出详细情况。”
女医生嫣然一笑，这使得“审问”不太令人反感了。保尔整整讲了一个小时，不仅连自己，而且连祖宗三代的事情也都说了出来。
几个戴着大口罩的人在手术室里头。
镀镍的手术器械闪闪发光，长长的手术台底下放着一只大盆。保尔在手术台上躺着，教授很快洗完了手。在保尔身后，手术前的准备工作迅速进行着。他扭过头望了望。护士在放置手术刀和镊子，病房责任医生巴扎诺娃给他解开腿上的绷带。
“别看，柯察金同志，这会刺激您的神经的。”她低声吩咐。
“医生，您是说谁的神经来着？”保尔不服气地笑笑。
几分钟后，保尔的脸部已被厚厚的面罩遮住。教授说：
“别紧张。这是氯仿麻醉。您用鼻子深呼吸，同时数数试试。”
面罩底下传出低闷的、静静的声音：
“好。也许我会说点粗话出来，所以先说一声抱歉。”
教授被逗笑了。
开始的几滴氯仿麻醉液散发出阵阵令人窒息的怪味。
保尔深深吸了一口气，同时开始数数，并尽量数清楚。保尔个人的悲剧就这样进入了第一幕。
阿尔焦姆差点儿没把信封撕成两半。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展开信纸时，竟有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头几行字映入眼帘，他就飞快地往下读。
阿尔焦姆：
我们之间难得写信，每年也就一两次而已。不过次数多少都不重要。你说你已经搬到了卡扎京的机车库附近，全家都离开了舍佩托夫卡，为的是告别过去。我理解你所说的过去，指的是斯乔莎和她们家的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之类的东西。像斯乔莎这种类型的人，可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改造过来的，恐怕你不一定能成功。你说“年纪大了，学习起来困难”，但实际上你学得相当不错。可你却一口回绝脱产当市苏维埃主席，这似乎不太妥当。你为夺取政权斗争过吧？那现在就应该掌握政权。明天就接过市苏维埃的工作，开始行动吧！
下面说说我自己吧！我的情况很糟糕。我时常住院，动了两次手术，流了不少血，消耗了不少精力，而且谁也说不准这将拖到哪年哪月。
我现在不上班了，给自己找了份新活儿干——当病员。我承受了种种苦楚，到头来只落得个右膝僵硬，身上被缝了几针。最近医生还发现，我可能要为七年前脊椎骨受的暗伤付出极高的代价。只要能恢复工作，我决心忍受一切。
我觉得生活中最可怕的事就是掉队。我简直不敢再往下想了。正因为如此，我才什么都不拒绝，但情况仍不见好转，病情反而越来越严重。第一次手术后，我刚能下地就恢复工作，谁知很快又进了医院。观在我拿到了迈纳克疗养院的住院证，明天就动身去叶夫帕托里亚。别担心，阿尔焦姆，我没那么容易送命，我现在足以一人顶仨。咱们还得多多工作。哥哥，你自己要保重，别一下子干得太猛。否则以后党得花大力气给你休养。岁月给我们经验，学习使我智慧，可不是让们到每所医院去做客的。握你的手。
保尔·柯察金
当阿尔焦姆皱眉弟弟的来信时，在医院里保尔正在和巴扎诺娃告别。女医生把手递向保尔，问道：
“明天您就出发去克里木吗？那么今天您待在哪儿呢？”
保尔回答说：
“朵拉同志过会儿就到，我会一直在她家待到明天早晨。到时她送我去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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