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吆喝着捧场。这对男女在他们的起哄声中扭着屁股跳起了孤步舞。戴傻瓜圆筒帽的胖子和女人紧贴在一起晃扭着，做出种种猥亵下流的姿势，场面十分粗俗，不堪入目。一个肥头大耳的胖子在保尔背后看得呼哧呼哧直喘粗气。保尔正要转身离开，忽然有人在紧靠舞台的前排站起，厉声怒斥：
“不准再卖淫了，给我滚出去！”
保尔认出那是扎尔基。
钢琴不弹了，小提琴尖叫一声，也没了声响。舞台上的那对男女也停止了扭摆。站在椅子后面的那些暴发户悻悻地发出嘘声，向扎尔基骂道：
“捣什么蛋？好戏全给搅了！”
“整个欧洲都在跳！”
“去他妈的，太可恶了！”
这时，来自“公社战士”疗养院的观众，切列波维茨县的团委书记日巴诺夫，像一个闯荡江湖的侠客，把四个手指伸到嘴里吹出尖厉的口哨。其他疗养员纷纷效仿，就像是一阵狂风把台上的一对男女刮下了台。报幕的小丑就像是见风使舵的堂倌，马上向观众宣布他们这个歌舞团即将离开。
“一根小香肠，沿街碌碌滚！对你爷爷说，快去莫斯科！”在众人的笑骂声中，一个身穿疗养服的小伙子编了一段顺口溜，轰走了小丑。
保尔找到在前排的扎尔基。俩人在保尔的房间里谈了很长一段时间。
如今伊万·扎尔基是一个地区党委会宣传鼓动科的负责人。
“你还不知道吧，我已经有了妻子，而且不久便会有个儿子或女儿了。”扎尔基说道。
“哦，那她是谁？”保尔感到突然。
扎尔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照片，递给保尔。
“你认识吗？”
照片上是他和安娜。
“那么杜巴瓦呢，他去了哪儿？”保尔更觉惊讶。
“他在莫斯科。他被开除出党后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现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学习。听人说他又恢复了党籍，但这没用的，他是无可救药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儿吗？他现在当上了造船厂的副厂长。至于其他人的情况，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大家分散在全国各地，要是能欢聚一堂畅谈往事，那该多好。”
朵拉走进保尔的房间，随他同来的还有几个人。来自坦波夫地区的大高个子检查员把门关上了。朵拉看了看扎尔基胸前的勋章，问保尔：
“你的这位同志是党员吗，他在哪儿工作？”
保尔不知出了什么事，就简单介绍了一下扎尔基。
“那就留下他吧。有几位刚刚从莫斯科来的同志，要给我们说说党内的近况。我们决定借用贵处开个会，也可说是内部会议吧。”朵拉作了一番解释。
除了保尔和扎尔基，与会的几乎都是老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监察委员会委员巴尔塔舍夫谈了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的一些情况。
“在这节骨眼上，我们必须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巴尔塔舍夫最后说，“我明天就赶回去。”
在保尔房间里开会后的第三天，疗养员们都提前出了院，保尔也是疗养期没满就走了。
他在团中央并未呆多久，便被委派到一个工业区担任共青团地委书记。市里的团员积极分子听到他的首次讲话，是在一周以后。
深秋。那天保尔同两名陪同乘上地区党委会的汽车，去离城里很远的一个区。汽车翻进了路边的沟里。
车上的人都伤得不轻。保尔的右膝盖被压坏了。几天后，他被送进了哈尔科夫外科医院。医生为他诊断，检查肿胀的膝盖，看了X光片后主张立即手术。
保尔表示同意。
“那就明天早上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拍板，然后走了。其他的医生也跟着他离开。
不大的单人病房里明亮而干净，散发出一种保尔忘却已久、医生所特有的气味。保尔环顾四周，全部的摆设只有一只铺着干净桌布的床头柜和一张白色的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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