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拱顶小厅里把这些全都草草地写了下来。喝茶时，我禁不住把这些曲子拿给米萨尔及其女管家，实际上很善良、很可爱的迪韦尔努瓦小姐看。我草就的三个片段：第一个是独白《我失去了我的仆人》；第二个是占卜者乐曲《爱越是忧伤越是情深》；第三个是《柯兰，我永远雇用你》。我根本没有想到这玩意儿值得写下去，要不是他俩的喝彩和鼓励，我真的要把这堆破纸付之一炬，不再去想它们了，如同我写过的至少与之同样好的一些东西也都被我投进火中一样。但是他们极力地鼓励我，所以，六天工夫，我就把剧本写完了、只差几行诗句而已，而且全部乐曲也都写成了初稿，在巴黎只需来点宣叙曲和全部中音部就可以了。我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剩下的这一切，只三个星期，全剧的各场次全都誊清，可以上演了。所缺的只是那段幕间歌舞，很久以后才写出来。
这部作品的完成令我十分激奋，极其想听到它的演奏，并且恨不得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看到它关起门来，按照我的奇思异想来演出，正如人们所说的吕利（）那样，他有一次让人为他独自一人演出了《阿尔米德》。由于我不可能有此福分，只能与公众同乐，所以，为了听到自己的作品，就必须让它能搬上歌剧院的舞台。不幸的是，该剧属于全新的类型，听众的耳朵根本就不习惯，而且，《风流诗神》的失败使我预见到，《乡村占卜者》要是以我的名义送去的话，肯定也打不响的。杜克洛替我解了围，他负责把该剧送去试演，而不道出作者是谁。为了不暴露自己，我连排练都没有去看。就连“小小提琴手们”（）②也是在全场欢呼，证明作品上乘之后，才知道其作者是谁的。所有听了演奏的人都兴高采烈。第二天，所有的社交场合全都在谈论它。宫廷娱乐总管居利先生观看了排练之后，便索要该作品，好拿去宫中演出。杜克洛深知我心，认为该剧拿到宫廷之后，就不如在巴黎那样我可以做主了，便拒绝交出剧本。居利强行索要，杜克洛坚决不给，两人闹得不可开交，以至于有一天，正要从歌剧院出来的时候，要不是大家把他俩拉开，两人必将出去决斗了。有人想来找我，我便把这事推给杜克洛先生，因此，他们还得去找他。奥蒙公爵大人出面干预，杜克洛终于觉得应该向权势让步了，因此，该剧便被拿到枫丹白露去演了。
我最喜爱的、也是最不落俗套的那一部分，就是宣叙曲。我的宣叙曲以全新的方式显出抑扬顿挫，与唱词的吐字相得益彰。人家不敢保留这种可怕的革新，生怕这会刺激那些因循守旧的耳朵。我同意让弗朗格耶和热利约特另写一个宣叙曲，但我自己不愿插手其间。
当一切准备就绪，演出日子定好之后，有人建议我到枫丹白露去一趟，至少去看看最后的彩排。我同菲尔小姐、格里姆，好像还有雷纳尔神甫，同乘一辆宫中的车子去了。彩排还算可以，比我预想的要满意得多。乐队人数很多，是由歌剧院和国王乐队的人组成的。热利约特演柯兰，菲尔小姐演柯莱特，居维利埃演占卜者。合唱由歌剧院的合唱队担任。我没怎么吭声。是热利约特在指挥全局，我不想对他做的事指手画脚，而且，尽管我具有古罗马人的气质，但在这些人中间，我就像个小学生似的那么害羞。
第二天是首场演出的日子，我去大众咖啡馆吃早餐。那儿已经聚了不少人，都在谈论头一天的彩排以及如何难以走进剧场。有一位军官也去看了，说是自己没费劲儿就进去了，把场内情景详细叙述了一通，把作者也给描绘了一番，还道出了自己都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但是，使我惊讶的是，他这番冗长的叙述，虽然说得那么肯定、自然，但没有一句话是真的。我觉得很显然的是，把这次彩排说得如此津津有味的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去看，因为他所说的看得那么真切的作者就在他的眼前，可他却并不认识。这场滑稽戏中更奇特的是，它在我身上所起到的作用。这个人年岁已经不小了，他神态和腔调都绝无狂妄、优越之处。从相貌看，他是个有身份的人，身上的圣路易十字奖章说明他是一位前军官。尽管他恬不知耻，尽管我羞于与他为伍，但我对他挺感兴趣。当他大撒其谎时，我满面羞红，不敢抬头，如芒刺在背。我有时心里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认为他是弄错了，而不是存心在撒谎。最后，我生怕有人认出我来，当面戳穿他，所以，我赶忙喝完巧克力奶，一句话不说，低下头打他面前走过，尽快地跑了出去。与此同时，在场的人还在就他的议论一个劲儿地聒噪着，到了街上，我发觉自己浑身是汗，而且，我敢说，在我出来之前，有人认出我来，喊我一声的话，人们会看见我只是因为想到那个可怜虫的谎言若被戳穿会如何难堪而像个罪犯似的羞愧和不安。
我现在已处在一生中最严峻的一个关头，很难只是单纯地叙述，因为叙述本身几乎不可能不带上或褒或贬的色彩。不过，我还是要尽量地不加褒贬地叙述一下我是如何做的，出于什么动机这么做的。
那一天，我的穿戴同平日里一样的随便，胡子拉碴，假发蓬乱。我把这缺乏礼貌的样子当成一种勇敢的表现，就这副德行地走进大厅。国王、王后、王室成员和所有宫廷大臣不一会儿也驾临这一大厅。我走去坐到居利先生领我去的属于他的那个包厢。这是个临近舞台的大包厢，正对一个较高的小包厢。国王和蓬巴杜尔夫人正坐在小包厢里。我周围尽是夫人，只有我一人是男的，不难想象，我是专门被安置在这里的，好让大家看见，灯光亮起时，我看见自己这副模样，坐在全都精心打扮了的人中间，便开始感到很不对劲儿了。我在纳闷：是不是坐错了地方？自己的穿着打扮是不是恰当？惶恐不安了几分钟之后，我便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回答自己说：“没错。”这种无畏也许更多的是因为无可奈何而非理直气壮。我寻思，这是我该坐的地方，因为我是在看人演出我的剧本，我是被邀请来的，我正是为此而写这一剧本的，再说，没有谁比我更有权利享受自己的劳动和才能的成果。我穿得跟平时一样，既不更好也没更差。如果我又开始在某件事上屈服于舆论，那我很快就要事事迁就别人。为了永远不失本色，不管是在什么场合，我都不该因根据自己所选定的职业穿着打扮而羞惭。我外表朴素，不修边幅，但我毕竟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胡子本身也不脏，因为那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而且，根据时尚，胡子有时候还是一种装饰哩。有人会认为我滑稽可笑，傲慢无礼。嗨，那又有什么关系！我应该学会忍受笑谑，只要我不觉得别人说得对就行了。这么小小地一番内心独白之后，我便百般坚强起来，以至于必要的话，我可以英勇无畏了。但是，也许是因为君王在场，也许是人之天性使然，我在以我为对象的好奇之中所见到的只是殷勤和礼貌。我深受感动，又开始对自己、对剧本不安起来，生怕失去这似乎只想为我喝彩的极其有利的偏见。我对他们的嘲讽是有所准备的，但他们那份殷勤劲儿是我所没有料到的，使我为之折服，以至于开始演出时，我竟像个孩子似的浑身发抖。
我很快便有理由放心了。就演员来说，演得并不好，但就音乐而言，唱得也好，演奏得也好。第一场说实在的只是属于一种感人的淳朴，但自这第一场起，我便听见各个包厢里响起了在这类剧本中从未听到过的一种惊奇、赞叹的窃议。这种激动在不断增强，很快便传染到了全场观众，按孟德斯鸠的说法，就是用效果本身来增强效果。在两个可爱的人儿的那一场（），这一效果达到了顶点。国王在场是不许鼓掌的，这就使得大家能听得一清二楚，剧本和作者因此而大受其益。我听见我四周的一些我觉得如天仙一般美丽的女士在彼此窃窃私议：“这剧真美，真动人，没有一个音符不激动人心的。”我因使得这么多的美人儿激动不已而高兴得热泪直流。到第一个二重唱时，我发现并非自己独自一人在忍不住流泪。有一会儿，我在冥思，回想起在特雷托朗家搞的那场音乐会来。这种回想使人觉得奴隶在把桂冠戴在凯旋者们的头上。但这个回忆转瞬即逝，我立即全神贯注、再不分心地享受体味自己荣耀的那份乐趣。可我深信，此时此刻，性欲的要求要大大地高于作者的虚荣心。可以肯定，如果在场的全是男人，我也就不会像当时那样欲火攻心，想用嘴唇去承接我使之流出的那些醇美的泪水。我见过一些剧本激起过更加热烈的赞叹，但从未见过全场观众这么无一遗漏地、温馨激动地陶醉于这样一个剧本的，特别是，这是在宫廷里，又是头场演出的日子。凡是看过这个场面的人都应该记得的，因为那效果是独一无二的。
当天晚上，奥蒙公爵大人让人告诉我，让我第二天十一点光景到城堡去，他要让我晋见国王。传话的是居利先生，他补充说，可能是要赐予我年金，国王想亲自向我宣布这事。
谁能相信，紧随这如此辉煌的一日而来的一夜，对于我来说，竟是一个焦虑而惶恐之夜呢？一想到要晋见国王，我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想到我得常常外出应酬了。这种外出应酬当晚观剧时就让我深受其害，而且，第二天，当我在王宫的长廊或国王的房间里，同那些权贵们在一起，等候陛下御驾亲临时，还会折磨着我的。这个缺点是使我避开社交、妨碍我去与女人厮混的主要原因。一想到这种应酬会使我陷入窘迫，我就觉得极不对劲儿，非出洋相不可，而我是宁愿死也不愿出洋相的。只有亲身经历过这种窘状的人才能体会到冒此危险有多么可怕。
然后，我又在想象国王来到自己面前，有人向陛下介绍我，国王恩宠有加，停下脚步，冲我问话。这时候，必须准确无误、镇定自若地回话。我那该死的胆怯在随便一个陌生人面前都要让我慌乱不安，到了法国国王面前，还能饶过我吗？还会让我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说出该说的话来吗？我很想既不抛弃自己已有的那种严肃的神态与口吻，又能对一位如此伟大的君王的知遇之恩深表感激。我必须在美好而恰当的颂词之中，带上一点伟大而有益的真理。为了事先准备好恰如其分的回话，就必须正确预见到陛下会对我说些什么。可是，我深信，即使这样，到了陛下的面前，我也想不起自己预先想好的话来了。当着满朝文武，此时此刻如果我在慌乱之中冒出一点平时的那种傻气来，那可如何是好？这种危险令我惊恐、害怕、颤抖，使我横下心来，无论如何也不去丢人现眼。
是的，我失去了可说是送上门来的年金，但我也摆脱了这年金本会让我戴上的枷锁。否则，我将与真理、自由、勇气永诀了。那日后还怎么去侈谈独立和淡泊呢？拿了这份年金那就只好专事逢迎，或缄口不言了。再说，谁能保证我就一定能得到年金呢？那要费多少周折，求多少人呀！为了保有这份年金，我必须比不要它时付出更多的心血，招致更多的不快。因此，放弃这笔年金，我认为是采取了一个很符合自己行为准则的决定，为了实际而牺牲了面子。我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格里姆，他毫不反对。对于其他人，我只说是身体不适，当天上午就走了。
我的离去招致纷纷议论，一致谴责。我的理由不会让所有的人都认同。指责我是个骄傲的傻瓜，这早已有之，而且这也更能满足任何自觉不会这样做的人的嫉妒心。第二天，热利约特给我写了一个短笺。详细说明了我的剧本的成功，以及国王本人是如何入迷。他告诉我说：“整整一天，陛下用他那全王国最不成调门的嗓子不停地在唱：‘我失去了我的仆人，我失去了我全部的幸福。’”他还说道，再过半个月，还要再度上演《乡村占卜者》，这将会向全体公众证实首场演出的圆满成功。·
两天之后，当我因要去埃皮奈夫人家吃晚饭而于晚间九点光景走进她家时，在大门口遇上了一辆马车。车上有人示意我上车，于是，我便上去了，是狄德罗。他同我谈起了年金，急切极了，我真没想到一位哲学家谈论这类问题竟会这样。他倒是没有指责我不愿晋见国王，而对我对年金的无动于衷大加鞭笞。他跟我说，如果我自己对此无所谓的话，那也不允许我不考虑考虑勒瓦瑟尔太太及其女儿，说我应不放弃任何可能而正当的机会为她们的生活着想。由于毕竟还不能说我拒绝了这份年金，他便强调说，既然人家好像准备给我，我就得去申请，不惜代价地拿到它。尽管我对他的一番热心很感动，但我不能欣赏他的箴言。因此，我俩就这一问题非常激烈地争吵了一番。这是我与他的第一次争吵。我俩的争吵都是因这一类问题引起的，他总命令我做他认为我应该做的，可我偏偏不那么做，因为我认为我不该那么做。
我俩分手时，时间已晚。我想领他去埃皮奈夫人家吃晚饭，可他硬是不肯。我总想把自己所喜爱的人都拢在一起，所以，在不同的场合我都极力让他见见她，甚至都把她带到他家门口，可他就是不肯见她，让她吃闭门羹，谈起她来，总是一脸的不屑。直到我同她，又同他闹翻了之后，他俩才有了交往，他在谈到她时才开始怀着尊敬。
自那时起，狄德罗和格里姆好像就有意要离间我同两位“女总督”的关系，暗示她俩说，她们之所以生活不宽裕，那全是我的错，说是同我在一起，她们总也好不了的。他们竭力怂恿她俩离开我，答应凭借埃皮奈夫人的面子，给她们找个食盐、烟草或其他什么分销店让她们干干。他们甚至想把杜克洛以及奥尔巴什拉到他们一起，但杜克洛始终拒绝同他们一起干。他们的这套把戏，我当时已有所耳闻，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弄清楚。我常抱怨朋友们的这种盲目而欠考虑的热情，我本已身体有恙，他们还要拼命地把我逼进最最痛苦孤独的境地，按照他们的意思想使我幸福，可他们的办法却偏偏使我愁苦不堪。
一七五三年的狂欢节，《乡村占卜者》在巴黎演出。在这之前，我抽空写了该剧的前奏曲和幕间歌舞。这个幕间歌舞如印刷出来的那样，应该从头至尾都是舞蹈动作，而且是由一个主题贯彻始终的，依我看，提供了一些十分有趣的场景。但是，当我把这个想法向歌剧院提出时，人家连听都不愿意听，因此，只好按照惯常做法，编串一些歌舞，致使这个幕间歌舞虽然充满美妙的意趣，未使正剧逊色，但效果平平。我去掉了热利约特的宣叙曲，换上了我原先写的、现在印出的那一首。这首宣叙曲，我承认是有点法国化了，也就是说被演员们弄得拖沓了，但根本没让任何人感到刺耳，而且，效果不在咏叹调之下，甚至使听众觉得与咏叹调并驾齐驱。我把我的剧本题献给了捍卫了该剧的杜克洛，并且声明，我将只题赠他一个人。不过，在征得他的同意之后，我后来又题赠给过别人一本书（）。他应该因我作出这一例外的题赠而感到更加荣耀。
我有许多关于这个剧本的逸闻趣事，但我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要说，无暇在此赘述。也许有一天，我会在补篇中再来叙述一番的。然而，其中有一件事我不得不谈，因为它可能与后面的事情有关。有一天，我在奥尔巴什男爵的工作室里观看他的乐谱。在浏览了许多种类的乐谱之后，他指着一部羽管键琴曲集对我说：“这些是别人专为我写的曲子，品位极高，很适合演唱，除了我之外，谁也不知道，也将见不到它们。您应该选上一首用到您的幕间歌舞上去。”我脑子里装着的歌曲和合唱曲的主题比所要用的多得多，所以我并未在意他的曲子。可是，他一再地催促我，所以，碍于情面，我便选了一段牧歌，把它压缩，改成三重唱，作柯莱特的女伴们上场时用。几个月之后，当《乡村占卜者》正在上演的时候，有一天，我走进格里姆家门，发现在他的羽管键琴旁聚着一些人。见我来了，格里姆便突然站了起来。我本能地朝他的琴谱架上看了一眼，看到了奥尔巴什男爵的那同一本曲集，正翻在他催促我采用、并向我保证永远不拿给他人的那支曲子上。这之后不久，有一天，埃皮奈先生家举行演奏会，我又看见这同一本曲集翻开着放在主人的羽管键琴谱架上。无论格里姆还是别人，都没有跟我谈起过这支曲子，而我之所以在这里亲自提到它，也是因为不久之后，有谣传说我并不是《乡村占卜者》的作者。由于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音乐家，所以我深信，要不是我的那本《音乐辞典》，人们肯定会说我根本不懂音乐的。
《乡村占卜者》上演前的一段时间，一些意大利滑稽剧团的演员来到巴黎。人们没有预测他们将会产生什么效果，就让他们在歌剧院舞台上演出了。尽管他们演技拙劣，乐队当时也一塌糊涂，随意曲解他们的剧本，但是他们仍旧使得法国歌剧大为逊色，一直缓不过劲来。法国和意大利两种音乐在同一天、同一个舞台上演奏，使得法国听众茅塞顿开。在听了意大利音乐的那种热烈欢快的节奏之后，没有一个法国人再能忍受本国音乐的那种疲沓劲儿了。意大利滑稽演员一演完，听众便都走光了。因此，迫不得已，只好改变演出顺序，让意大利滑稽演员压轴。那时，正在上演《厄格勒》、《皮格马利翁》、《天仙》，但都顶不住。只有《乡村占卜者》还可以比试比试，即使排在《女仆情妇》（）之后演出，也能受到欢迎。当我在写幕间歌舞时，脑子里尽想着意大利的那些滑稽演员，是他们给予我灵感，可我远远没有想到，有人竟拿我的幕间歌舞去仔细比较。如果我是个剽窃者的话，那剽窃行径该有多少呀，人们要费多少心思去揭露呀！可是，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他们白白地费心劳神了，没有在我的音乐中找到一丁点儿他人的痕迹。我的所有歌曲，同所谓的原作比较起来，正如同我所创造的音乐特性一样，完全是崭新的。如果让蒙东维尔和拉摩去经受这种考验，那他们就要被批得体无完肤了。
那些滑稽演员为意大利音乐赢得了一批极其狂热的崇拜者。整个巴黎分成了两派，激烈程度超过对于国家大事或宗教事务的争论。一派，人多势众，由大人物、富人和女士们组成，积极支持法国音乐；另一派，更活跃，更自信，更激烈，由一些真正的行家、一些才华横溢、天赋极高的人组成。这一小伙人，常聚集在歌剧院王后包厢下面。另一派则坐满了池座和正厅的其他地方，但其中心是聚在国王的包厢下面。这著名的两大派系当时便因此而获得“国王之角”和“王后之角”的别称。争论日趋激烈，还出了一些小册子。“国王之角”想开玩笑，但遭到了《小先知》（）的嘲讽；他们想理论一番，可又被《论法国音乐的信》（）②给驳得体无完肤。这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格里姆写的，另一本是我的，是有关这场争论所幸存的两本，其余的全都不知去向了。
但是，大家不听我的辩解，一味地认为是出自我手的《小先知》被一笑置之，作者未受到任何的责难。可《论法国音乐的信》却被认真看待，引起全民族对我群起而攻之，认为我侮辱了法国音乐。这本小册子所引起的难以置信的效果真值得塔西佗（）③的神来之笔去描绘一番的。当时正值议会与教会大争斗时期。议会刚被解散，形势一触即发，暴动迫在眉睫。那本小册子一出来，其他所有的争吵立即被湮没了，人们一心只想着法国音乐遇到危险，矛头全都指向了我。声势之大，令全法国至今尚未忘怀。在宫中，犹豫的只是把我关进巴士底狱还是让我流放。要不是瓦耶（）④先生表示这样做会贻笑大方的话，御旨便已下达了。当人们听说这本小册子也许阻止了一场革命时，会以为是痴人说梦。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全巴黎的人依然可以做证，因为这桩奇闻逸事距今还不超过十五年。
诚然，人们并未伤及我的自由，但并未少侮辱我，连我的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歌剧院的乐队想在我走出剧院时大义凛然地密谋干掉我。有人把这事告诉了我，可我反倒去歌剧院去得更加勤了。我很久以后才知道，是跟我关系不错的火枪手队军官昂斯莱先生挫败了这一阴谋的，他瞒着我在散场时派人暗中保护我。市政厅刚刚接管歌剧院，巴黎市长的第一项壮举就是取消了我的长期入场券，而且其做法极尽卑鄙恶劣之能事，竟在我进场时，当众阻拦我，逼得我只好买了一张池座票，免得那一天忍受被逼回头的羞辱。这种不公正的对待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我在把剧本让与他们时，唯一的条件就是享有永久性免费入场的权利，因为尽管这是所有作者应有的一种权利，而且我因双重资格拥有这一权利，但我是当着杜克洛先生的面特别提出来的。不错，我并未提出要求，人家就派歌剧院的出纳给我送来过五十金路易作为酬金，但是，且不说这五十金路易根本就抵不上按规定我所应得的酬劳，它根本就与长期入场券毫不搭界，那种长期入场券是明文规定了的，与酬金完全不相干。这种行径简直是不公、蛮横到了极点，就连当时对我痛恨至极的公众也都为之震惊。昨天还辱骂我的人，第二天竟在正厅中高声叫嚷道：“剥夺一位理应享有、并可要求双份的作者的长期入场权是可耻的。”意大利的那句谚语简直太对了：“人皆喜为他人主持公道。”
这样一来，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要回自己的作品，因为人家废除了同我约好的条件。我为此写信给兼管歌剧院工作的阿尔让松先生。我在信中还夹了一份备忘录，理由是不容置辩的，但信和备忘录全未见答复，未起到任何作用。这个不公允的人所保持的沉默深印在我的心上，我原本就对他的品行和才能不敢恭维，这样一来，我就更瞧不起他了。就这样，我的剧本被歌剧院扣下了，但把我因让出剧本而享有的权利给剥夺了。若是弱者对强者这样，那就是偷盗了，而强者对弱者如此，则只不过是据他人之财为已有而已。
至于该剧本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若是换了别人，准会得到四倍的酬劳，但它毕竟数目不小，足以使我生活好几年，从而填补了我那始终不很景气的抄谱的收入。我得到了国王赏赐的一百金路易，又从美景宫（）的演出得到了蓬巴杜尔夫人赏的五十金路易，夫人在剧中还扮演了柯兰一角；歌剧院给了五十金路易，比索刻印剧本给了五百法郎。所以，这个幕间歌舞，只不过花了我五六个星期的劳动，尽管我惨遭不幸且愚蠢笨拙，但还是几乎给我带来了与后来的《爱弥儿》一样多的收益，可是我写《爱弥儿》却思考了二十年，光写就用了三年时间。不过，虽说这剧本给我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给我招致了无尽的烦恼。它是很久以后爆发出来的暗中嫉妒的根苗。自从该剧获得成功之后，我在格里姆、狄德罗或者几乎所有我认识的文人中，再也看不到我此前一直认为他们对待我的那种诚挚、坦率，那种见到我时的高兴劲儿了。我一走进男爵家，大家便停止了畅谈，代之以一小堆、一小撮在一起窃窃私语，以致我独自待着，不知同谁说话的好。这种令人下不了台的冷遇，我忍受了很久，因为我看到奥尔巴什夫人和蔼可亲，向来待我甚好，所以只要她丈夫的粗鲁态度尚可忍受的话，我总是在强忍着。但是，有一天，他当着狄德罗和马尔让西的面，莫名其妙地无端冲我发火。狄德罗没有吭声，马尔让西后来常跟我说，很钦佩我回答得那么温和克制。奥尔巴什的这种毫无道理的对待等于是在下逐客令，因此，我便毅然决然地走了出去，再也不进他家的门了。尽管如此，每每谈到他以及他家时，我总是很敬重的，可他对我总是语多侮辱、鄙夷，开口闭口总叫我“那个小学究”，可又说不出我对他以及他所感兴趣的任何人有过任何的不到之处。就这样，他终于证实了我的预见和担心。就我来说，我相信我的那些朋友是会原谅我写书，写好书的，因为这种光荣他们也能获得，但他们不能饶恕我写出了一个剧本，而该剧本又获得很大的成功，因为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能力干这一行，更不能指望获得同样的荣耀。只有杜克洛没有跟着大家嫉妒我，好像还更加与我相好，并且领我去了基诺小姐家。与在奥尔巴什先生家相反，我在基诺小姐家得到了关心、尊重和爱戴。
当《乡村占卜者》在歌剧院上演时，法兰西喜剧院也想到了该剧作者，但结果不尽如人意。由于七八年的工夫都未能使我的《纳尔西斯》在意大利剧院演出，我便对该剧院起了反感，觉得那帮演员用法语演出水平太差，所以真想让法国演员来演我的剧，而不找他们演了。我把我的这一想法告诉了喜剧演员拉努。我跟拉努早就认识，而且如大家所知，他是个优秀的人，又是作家。他很喜欢《纳尔西斯》，负责让该剧匿名演出，并且，在这期间，还送了我一些入场券，使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一向更喜欢法兰西剧院，而不太喜欢另外两个剧院。剧本受到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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