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财务总管的出纳员，又怎么能大言不惭地宣扬无私和安贫呢？这些想法随着高烧在我的头脑里翻腾着，死缠着不放，从此再也无法从脑子里驱除出去。在康复期间，我头脑冷静地把高烧中下的决心巩固下来，永远抛弃了任何发财进取的打算。我决定在独立和贫穷中度过我所剩下的不多的时日，竭尽心灵的全部力量砸断舆论的枷锁，勇敢地去做我觉得好的事情，毫不顾忌别人的毁誉。我必须克服的障碍以及我为此所付出的努力，简直难以想象。我总算尽量做到了，而且比自己原先所希望的还要成功。如果我能像摆脱舆论的枷锁那样摆脱友谊枷锁的话，我的计划也就实现了。这个计划也许是世人所能设想的最伟大的或者是最有利于道德的计划。但是，当我在践踏那伙庸俗不堪的所谓伟人和哲人的荒谬看法时，我却听任一些所谓的朋友摆布，任随他们把我当成孩子似的牵着走。这帮所谓的朋友看见我独自走在一条新路上，非常嫉妒，便装作努力在使我幸福，其实一心想着出我的洋相，开始极力贬损我，然后让我声名狼藉。引发他们对我的嫉妒的倒不是我在文坛上的崭露头角，而是我在此标新立异的自我改革：我在写作艺术上有所成就他们也许还能原谅我，但是他们不会原谅我以自己的行动作出一个似乎使他们寝食难安的榜样。我生性喜欢交友，我性格随和温顺，不难促成友谊。当我默默无闻时，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爱戴我，而且我没有一个仇人。但是，一旦我有了名气，我就没有朋友了。这是个天大的不幸，而且，更加不幸的是，身边尽是些以朋友自诩的人，他们利用朋友这个名义所给予他们的权利把我弄得身败名裂。这本《忏悔录》的后部将详细阐述这一丑恶阴谋，在此，我只提一个头，大家很快便能看到阴谋的第一个圈套是怎么设下的。
我既想独立生活，就必须想出个活法。我倒是想出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帮人抄乐谱，按页数取酬。要是有什么更牢靠的赚钱方法，我当然也会干的。但抄乐谱这活计很对我的胃口，也是唯一可以不依附别人而又能每天都挣到面包钱的办法，何乐而不为呢？我认为自己无须再瞻念前程，也不再追求虚荣了，便从一个财政官的出纳员变成了一个乐谱誊抄员。我认为我从这项选择中，取得了很大的收获，所以很少后悔，后来只是因为迫不得已才放弃它的，但一有可能，我是定要重操此旧业的。我的第一篇文章获得了成功，使我独立生活的决定执行起来就更容易了。文章一获奖，狄德罗便张罗着让人刊印。当我还卧病在床时，他便给我写了一短笺，告诉我文章出版的情况以及所产生的效应。他在信中对我说：“简直是登峰造极了，没见过有类似成功的先例。”公众的厚爱并非是靠投机钻营得来的，而且又是赐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这就使我对自己的才学第一次有了真正的信心。对于自己的才能，尽管我是心有所感的，但直到那时之前，我始终是有所怀疑的。我明白我可以从这个成功中为我准备实施的独立生活计划获得多大好处。我断定，一个在文坛上小有名气的誊抄员肯定是不会找不到活干的。
我的决心一旦下定，便给弗朗格耶写了一短笺，把此事告诉了他，并且感谢他以及迪潘夫人对我的所有关照，并请他们帮我明志。弗朗格耶一点儿也不明白这封信在说些什么，还以为我因高烧而在梦呓，所以立马跑到我家来了。但他发现我已矢志不移，无法使我回心转意，便跑去对迪潘夫人以及所有人说，我已经疯了。他说他的，我干我的。我先从我的服饰开刀，摘下了镶金饰物，脱去了白袜子，戴上一顶圆假发，取下佩剑，卖掉怀表，心里高兴异常地在说：“谢天谢地，我无须再看时间了。”弗朗格耶先生很仗义，等了很久也没另找人当出纳员。最后，他见我确实铁了心了，才把出纳交由达里巴尔先生来管。达里巴尔先生以前是小舍农索的保傅，因他的那本《巴黎植物志》而在植物学界出了名。
不管我的独立生活计划有多么严厉，但一开始，我并没对我的内衣下手。我的内衣数量多而漂亮，是我去威尼斯时的行头的剩余，我对它们情有独钟。我由于喜欢内衣干干净净的，竟至把它们弄成了奢侈品，这没让我少花钱。有人做了好事，把我从这种奴隶地位上拯救出来。圣诞节前夜，我的两位“女总督”在做晚祷，而我在听圣诗音乐会的时候，顶楼的门被撬，把里面刚洗完晾着的我们的所有衣服全给偷了，其中包括我的四十二件衬衣，都是很漂亮的细麻布的，是我内衣中的精品。邻居们说是当时看见有个男人从公寓楼里出来，挟着一些包袱。从他们描绘的相貌来看，泰蕾兹和我怀疑是她哥哥所为，因为他是个人所共知的坏坯。她母亲气哼哼地非说不是，可是种种迹象表明是他，不管做母亲的怎么否认。我们一直这么怀疑他。我没敢深入调查，免得果如自己所料。这位兄长再没登我家的门，最后竟杳无音讯了。我为泰蕾兹和我命苦而悲叹。竟有这么一个乱七八糟的家庭，因此我更加鼓动她挣脱这么危险的一个枷锁。这件事反倒治好了我对漂亮内衣的癖好，从此，我的内衣全都是普普通通的了，与我的其余行头就更加配套了。
我就这样完成了我的自我重塑之后，一心想着的是坚定决心，持之以恒，竭力从内心深处根除对别人非议的顾忌以及在做本身是美好而合理的事情时对别人指责的担心。借助我文章的出名，我的决心也产生了反响，这就给我招来了一些主顾，因而一开始干起那行当就比较成功。然而，好几个原因妨碍了我在换一种环境下所能取得的成功。首先是我的身体欠佳。我刚得的那场病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使我的身体大不如前了，而且，我认为我所求治的医生使我吃的苦头与疾病本身所带来的痛苦不相上下。我相继请莫朗、达朗、爱尔维修、马鲁安、蒂埃里看过病。他们都是专家学者，而且又都是我的朋友，各以各的方式为我诊治，可是，非但丝毫未减轻我的病痛，反而使我大大地虚弱不堪。我越是听从他们医嘱，我就变得愈发黄瘦无力。他们把我的脑子吓糊涂了，使我根据他们的药效反观自己的身体状况，只觉得在死之前，必定百病缠身，潴留、砂淋、结石等。凡是能减轻他人病痛的办法，如汤药、沐浴、放血等，都只能加剧我的病情。我发现唯有达朗的探条多少能效用，我觉得没有它就没法活似的，尽管那也只是暂时地减轻一点疼痛而已，所以我便花了不少钱买了好多探条，万一达朗有个三长两短，今后也好自己备用。在我经常使用的八九年当中，连同现存的加在一起，我为买探条总共花了有五十个金路易。可想而知，治疗这么花钱，这么痛苦，这么难受，我是不可能专心致志地工作的，一个垂死之人是不会以极大的热情去挣他每日的面包钱的。
文学上的事也让我分心，对我日常工作的妨碍不见其小。我的那篇文章一发表，文学卫道士们便不约而同地向我扑来。我一看，有这么多的小若斯先生（），连问题都没搞懂，竟然以大师的派头横挑鼻子竖挑眼，我气便不打一处来，立即拿起笔来，教训了其中的几位，狠得没人敢为他们帮腔。有个叫戈蒂埃先生的，南锡人，是第一个撞在我枪口上的，在给格里姆先生的一封信中，我把他狠狠地批了一通。第二个就是那个斯塔尼斯拉国王（）②，他竟肯同我争论一番。他这么看得起我，这就迫使我只好换个口气回答他了。我口气十分庄重，但仍旧毫不客气。我对他仍旧尊敬备至，但对他的文章大加驳斥。我知道有个叫默努神甫的耶稣会士插手过他的文章。我凭借自己的嗅觉，辨别出哪些是出自国王之手，哪些是会士所为。我毫不容情地对耶稣会派的全部观点痛加鞭笞，顺便还挑出了我认为只有那位可尊敬的神甫才会犯的一个年代上的错误。这篇文章不知为什么没有我其他的文章那么轰动，却是到目前为止这类文章中独树一帜的佳作。我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告诉公众，一介草民是怎么捍卫真理，竟至敢于同一位君主抗衡的。在回击他时，要像我那样既口气傲然又不失尊敬是很困难的。我很幸运，遇上了一位我可以对他深表崇敬又不失之谄媚的对手。我比较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而又不失自己的尊严。我的朋友都替我捏着一把汗，认为我非被扔进巴士底狱不可。我一刻也没这种担忧。而且，我这么做是对的。那位善良的国王看了我的答辩文章之后说：“我认输了，不再惹他了。”自那以后，我接到他种种尊崇和友善的表示，我以后要提到一些的，而我的那篇文章也就平安无事地在法国和欧洲流传开来，再没有人从中挑刺儿了。
此后不久，我又遇上一个我未曾料到的对手，就是里昂的那个博尔德先生。十年前，他对我非常友好，还帮过我不少的忙。我没有忘记他，但因懒惰而怠慢了他。我没有把自己的那些作品捎给他，因为没有找到便人捎带。这的确是我的不是。他抨击我，但还算客气，我也客客气气地回击他。后来，他的口气硬了，我也硬邦邦地写了一篇辩文。自此之后，他便再没有吭声，但他成了我最凶狠的敌人，抓住我落难的机会，写了一些恶毒的诽谤文章攻击我，还专门去了一趟伦敦，想加害于我。
这场大论战占去了我大量的精力，浪费了大量抄乐谱的时间，对真理并无助益，对我的钱袋也无所补。我当时的书商比索付给我的小册子的稿酬总是少得可怜，而且常常是一分不给，譬如，我那第一篇文章，我就没拿到一个子儿，是狄德罗白送给他的。即使付的那一点点稿酬，也且等着哩，而且还得一点点地去讨。与此同时，抄乐谱的活儿也不景气。我身兼两职，这么一来，哪一桩也没干成。
这两种行当还有一个极相矛盾的地方，因为它们迫使我采取不同的方式生活。我最初作品的成功使我成了时髦人物，而我选定的职业又在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大家想认识一下这个怪人，他不攀龙附凤，别无他求，只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自在地生活。这么一来，他原先的设想就实现不了了。我的屋里来者不断，他们以各种借口前来挤占我的时间。女士们想出成百上千的鬼点子请我吃饭。我越是粗暴无礼，人们就越是死缠住不放。我又不能拒绝所有的人。我一面因拒绝而招致无数的敌人，但又总是因碍于情面而任人摆布，因此，不管我如何对付，反正我每天没有一个小时是属于我自己的。
于是，我便感觉到，要过清贫独立的生活，并不总是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便当。我想靠手艺过活，但公众不愿意。大家想出了千百种小花招来弥补他们使我失去的时间。不久，我就像个木偶小丑似的，几个小钱就让人看一眼了。我没见过有比这更加卑劣、更加残忍的奴役了。我看得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概拒收礼物，不论大小，也不论是谁所赠。这么一来，馈赠者反而更多了，他们想迫使我收礼好洋洋自得，想逼使我无可奈何地欠下他们的人情。有的人，如果我去求他们的话，他们也许一个埃居也不会给我的，可不求他们，他们反而讨厌地一个劲儿地给我送这送那，而一见我拒收，便欲报复，骂我傲慢无礼，不知好歹。
大家一定猜想得到，我所作的决定，以及我想遵循的准则，是不合勒瓦瑟尔太太的意的。她女儿尽管并不锱铢必较，但毕竟不会违拗母意。因此，如同戈弗古尔先生所称呼的这两位“女总督”便不总是像我那样坚决地拒收馈赠了。尽管她们有许多事瞒着我，但我仍看出不少苗头，知道她们在背地里捣鬼。这使我很苦恼，倒不是因为明摆着别人会骂我是与她们串通好了的，而是想到自己在这个家里竟然不能做自己的主。我哀求，我苦劝，我发火，但全都无济于事。妈妈说我是个老讨嫌，暴戾鬼。她同我的朋友们老是嘀嘀咕咕的。在我的这个小家庭中，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谜，都是秘密。为了免得老怄气，我不再敢打听家里的事情了。为了摆脱所有这一切烦恼，就必须横下一条心来，可我又做不到。我只会吵吵，却不见行动。她们便任我去说，自己仍旧我行我素。
我被迫忍受的这没完没了的纠纷和每天每日的烦扰终于使我感到这个家以及在巴黎的逗留很不对味了。当我健康状况允许我出门，并且不是被熟人拖着去这儿去那儿的时候，我便独自一人去散步。我在沉思默想着我那伟大的计划，用总是随身带着的拍纸簿和铅笔记上一点自己的所思所想。这就是我所选定的职业所产生的未曾料到的困扰，如何由于排忧遣愁而又完全把我扔回到文学上来，也是我如何把促使我写作的那份恼怒烦闷带到了我初期的作品中来的。
导致这种病况的还有一个原因。我无可奈何地被抛到社交界中来，既无它的气度，又无法装出那副派头，而且还不习惯于那种派头，于是便想弄出一副自己独有的派头，免得邯郸学步。我无法克服我那愚蠢而该死的羞怯，原因在于害怕鲁莽失礼，所以为了壮胆，我便打定主意作践礼仪规矩。我因害羞而变得尖酸刻薄，不知羞耻，我假装蔑视我不懂的礼节。的确，这种符合我新准则的粗鲁在我的灵魂深处变得高尚起来，化成了一种坚韧的道德力量，而且我敢说，这种粗鲁态度，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庄严的基础，所以尽管是与我的天性大相径庭的一种做作，却保持得出乎意料地好，出乎意料地长。然而，尽管我的外表和几句俏皮话使我在上流社会中享有愤世嫉俗的美名，但在私下里，我确确实实是总也演不好这一角色。我的朋友熟人像牵只羊羔似的牵着我这头桀骜不驯的熊，而且，我的挖苦话只是冲着一些生硬但普遍的大道理，我可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一句失礼的话。
《乡村占卜者》使我完全成了一个时髦人物。随即，在巴黎，便再没有谁比我更受欢迎的了。这个划时代的剧本的内容与我当时的交际相关。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日后的情况，我应该详细介绍一番。
我当时认识不少的人，但只有两个知己：狄德罗和格里姆。由于我总是喜欢把自己所爱之人聚在一起，所以我既然是他俩的知己，那他俩相互间也就很快便成了好友。我把他俩聚在了一起，他俩十分相投，而且相互间的关系比同我的关系更加紧密。狄德罗认识的人不计其数，但格里姆是个外国人，又是新来者，需要认识些人。我也正想为他多介绍些朋友。我已给他介绍了狄德罗，又给他介绍了戈弗古尔。我领他去舍农索夫人家，去埃皮奈夫人家，去我几乎是迫不得已才认识的奥尔巴什男爵家。我所有的朋友都成了他的朋友，这是很简单的事，可他的朋友一个也没成为我的朋友，这就有点蹊跷了。他住在弗里森伯爵家时，常请我们在伯爵家吃饭，但弗里森伯爵也好，与格里姆过从甚密的伯爵的亲戚舍恩伯格伯爵也好，以及格里姆通过他俩而结识的男男女女也好，全都对我没有过任何的友谊和关照的表示。只有雷纳尔神甫是个例外，他虽说是格里姆的朋友，但同我也很要好，在我拮据之时，曾异常慷慨地解囊相助。不过，我认识雷纳尔神甫早在格里姆认识他之前。有一回，他对我非常亲切而坦诚地帮了个忙，虽说事情不大，但我总也忘不了，从此，我便对他深有好感了。
这位雷纳尔神甫确实是一个热心肠的朋友。这一点，差不多就在我说的这个时期，就有明证，那是与同他关系甚笃的格里姆有关的。格里姆与菲尔小姐来往了一段之后，突然心血来潮，意乱情迷地爱上了她，想取卡于萨克而代之。可那美人儿却自视坚贞，婉拒了这位新的追求者。于是，他便悲从中来，意欲殉情。他突然得了也许谁都没有听说过的最奇特的病。他连续地昏睡了几天几夜，大睁着眼睛，脉搏正常，但既不说话，又不吃，不动，有时好像听得见别人的说话，却不吭声，连个表情都没有，而且他既不激动，也无痛苦，也不发烧，仿佛死人似的躺在那儿。雷纳尔神甫和我轮流看护他。神甫身体比我壮实、健康，所以他值夜班，我则值白班。反正他身边从不离人，一个没到，另一个则不会走。弗里森伯爵闻讯，忙把塞纳克请去。塞纳克仔细地检查一番之后，说是没什么事，什么方子也没给开。我因为担心朋友有所不测，便十分注意医生的表情，只见他出门时还面带笑容。可是，病人仍一连数日躺着不动，除了吃点樱桃蜜饯而外，滴水不进。那蜜饯是我不时地给放一个在他的舌头上，他咽得倒是挺顺畅的。一天早上，他突然下床，穿好衣服，恢复了日常生活，可却从未再向我，而且据我所知，也没向雷纳尔神甫以及其他任何人提起过他那奇怪的嗜睡症以及我们在他病中的精心护理。
这件奇事免不了流言四起。如果歌剧女伶的冷酷竟使一个男人绝望而死，那才真是一个绝妙的故事哩。这段佳话使格里姆成了闻名一时的人物，很快，他便被视作集爱情、友谊以及一切情感于一身的奇人。他因此而在上流社会大受青睐，你请我邀，从而也就疏远了我这个他一向认为只不过是聊胜于无的朋友。我看得出他是准备完全抛开我了，因为我对他的热烈情感深藏不露，而他对我则表现在一张嘴上。他在社会上取得成功我很开心，但我不愿意他竟然忘掉自己的朋友。有一天，我对他说：“格里姆，您冷落我，这我能原谅。当喧嚣一时的成功的最初陶醉过去之后，您觉得空虚无着时，我希望您回到我的身边来，您将会看到我始终是您的朋友。眼下嘛，您也别为难，您想怎样就怎样，反正我等着您。”他说我说得很对，便照我说的做了，而且非常潇洒，以至于我除了与我们共同的朋友在一起时见到他而外，就再也见不着他的人影儿了。
在他后来也同埃皮奈夫人交往之前，我俩聚会的主要地点是奥尔巴什男爵府。这位男爵是一个暴发户的儿子，家产颇丰，虽挥霍无度，但高雅有致，常在家中接待一些文人才子，而且他自身也有知识学问，所以也无愧于那些文人雅士。他与狄德罗相交已久，在我出名之前，便通过狄德罗撮合，欲与我结交。一种本能的厌恶使我久久没有接受他的美意。有一天，他问我为什么时，我便对他说道：“您太阔绰。”但他依然坚持，因此我们也就成了朋友。我最大的不幸就是总也听不得几句好话，而我每每因此而大吃其亏。
我一有资格高攀为朋友的另外一位相识就是杜克洛先生。数年前，我是在舍弗莱特的埃皮奈夫人家里第一次见到他的。他同埃皮奈夫人关系很好。我们只是在一起吃了一顿午饭，他当天便又走了。但饭后，我们聊了一会儿。埃皮奈夫人跟他谈起过我以及我的歌剧《风流诗神》。杜克洛是个才华出众的人，不会不喜欢有才之人的，所以便对我产生了好感，邀请我去看他。尽管我对他仰慕已久，这次又见面晤谈，但我的胆怯、我的懒惰使我畏缩不前，因为我认为只凭他的好意就登门造访，颇觉汗颜。但是，我第一篇文章的成功以及他对此的夸奖使我鼓起了勇气，前去看他。后来，他也来看我，这样，我俩之间的友情便开始了。这友情使我始终觉得他可亲可爱，并且使我得知，除了我自己心中的感知而外，正直和操守有时是能与文学修养结合在一起的。
还有许多交往不太持久，我就不在这儿提及了。这些交往都是我最初的成功所带来的，一旦好奇心得以满足，这些交往也就到此为止了。我这个人一眼就能看穿，今儿看过之后，明儿也就没啥新鲜的了。不过，有一个女人那时挺想见我，关系也比其他的女人维持得久远，那就是克雷基侯爵夫人。她是马耳他大使弗鲁莱大法官先生的侄女，大法官的兄弟就是驻威尼斯大使蒙泰居先生的前任，我从威尼斯回来时曾去拜访过他。克雷基夫人给我写了一封信，我便前去看她，她对我非常之好。我有时在她家吃饭，在她那儿见到过好几个文人，其中有《斯巴达克斯》、《巴尔思维特》等书的作者索兰先生，他后来却成了我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也搞不清是什么原因，也许是我与他父亲曾经卑鄙地迫害过一个同一个姓氏的人的缘故。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抄乐谱的人本该一天到晚干自己的那一行的，可我偏偏有许多分心的事，使我每天既不能增加收益，也无法专心致志地干好自己的工作，因此，我余下的时间一大半都用来涂抹、刮擦错处，或者重新誊抄。这种烦扰使我日益觉得巴黎待不下去了，渴望到乡间去。我有好几次前去马尔古西住上几天，因为勒瓦瑟尔太太认识该处的副本堂神甫，我们就住在他那儿，但并不使副本堂神甫觉得有所不便。格里姆同我们去过那儿一次。副本堂神甫嗓音好，唱得动听，尽管他不谙音乐，但他对他的那部分唱词学得既轻松又准确。我们在那儿专门练唱了我在舍农索写的三重唱。我还按照格里姆和副本堂神甫凑凑合合写出的唱词写了两三首新的三重唱。在这纯净的欢乐中写下并演唱的这些三重唱，我竟把它们连同我所有的乐谱都撇在伍顿了，我为此而深感遗憾。达旺波尔小姐也许用它们做了卷发纸了，可它们是值得保留，而且大部分都是很好的对位没错作品呀。
我很高兴地看到，在这些小小的外出旅行中，“姨妈”非常开心、愉快，我自己也心情舒畅。有一次归来之后，我极其匆忙而潦草地给副本堂神甫写了一首书简诗，大家可以在我的信函集中见到它。
我在离巴黎更近点的地方，在米萨尔先生家，还有一处极合我胃口的落脚处。米萨尔是我的同乡、亲戚和朋友，他在帕西弄了一处迷人的居所，我在那儿度过了一些很宁静的时光。米萨尔先生是个珠宝商，明智豁达，生意上赚得一笔不小的资财，并把独生女儿嫁给了经纪人和御膳房总管瓦尔玛莱特先生的公子，然后，便作出明智的决定，放弃了生意和事务，抛开了生活的烦恼，安度晚年。老好人米萨尔是一位真正的身体力行的旷达者，在自建的舒适房屋里，在亲手侍弄得非常漂亮的园子里，生活得无忧无虑。在挖掘园子的花坛时，他发现了一些贝壳化石，数量之多，令他那激奋的想象力看到大自然里只有贝壳，以至于他最后真的以为宇宙间只有贝壳和贝壳的残余，以为整个地球只是含贝壳残余的泥沙了。他成天想着这些东西以及他的离奇发现，脑子发热，以至于最后这些东西本会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体系，也就是说，会走火入魔，如果他不是因患一种奇特而疼痛的疾病，终被死神夺去了生命的话。他的死对他的理智来说倒是件幸事，可对于喜爱他、住在他家觉得非常舒适的朋友们来说却是天大的不幸。他是胃里长了个瘤子，日益增大，使他吃不了东西，可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没找到他吃不下的原因。这个瘤子折磨了他好几年之后，把他给活活饿死了。我每每想起这个可怜而可敬之人最后的那段时日，总不由得要揪心伤悲。勒涅普和我是看见他最后那副惨状的唯一朋友。可他就是那么痛苦，仍然很高兴地接待我俩。他当时已经是只能眼馋地看着我们在吃他为我们准备的饭菜，自己几乎连几滴淡淡的茶水都喝不进了，一喝便吐。可是，在他痛苦难耐之前的那些时日，我在他家同他结识的那些卓绝的朋友一起度过了多么欢快的时刻呀！在这些朋友之中，我首推普雷沃神甫。他是个非常和蔼可亲、非常朴实的人。他心地善良，作品生动感人，堪称不朽之作，而在他的脾性和在他与人相处之中，从未有过他赋予其作品的那种忧郁色彩。还有普罗高普医生，是个运气很好的小伊索。还有布朗热，是死后出版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著名作者，而且我认为他把米萨尔的思想体系延伸到整个宇宙了。在女士中，有伏尔泰的侄女德尼夫人，她当时只是个善良的女性，还没假装女才子哩。还有旺洛夫人，她肯定谈不上美，但可爱动人，唱起歌来像天仙一般。还有就是瓦尔玛莱特夫人了，她也善唱，尽管人很瘦削，但如果不是自命不凡的话，倒也还是挺可爱的。这差不多就是米萨尔先生的全部朋友。要不是我喜欢听米萨尔先生与我促膝畅谈他的贝类学的话，我本会更加喜欢他的那些朋友的，而且，我可以说，我在他的研究室里工作的半年多时间里，同他一样对贝类学感到饶有兴味。
他早就声称，帕西的矿泉水对我的健康有益，并劝我去他家饮用。为了躲避城市的喧嚣，我终于听从了他的劝说，到帕西住了十来天。这对我大有好处，倒不是因为饮用了那儿的矿泉水，而是因为住在了乡间。米萨尔会拉大提琴，并且酷爱意大利音乐。一天晚上，我们睡前畅谈了一番意大利音乐，特别谈到我俩都在意大利看过并都非常着迷的那些喜歌剧。入夜，我睡不着，就老是在幻想着怎样才能把这类剧种移植到法国来，因为《拉贡德之爱》（）压根儿就不是这种歌剧。清晨，我边散步，边饮矿泉水，还一边非常匆忙地作了几句所谓的诗，并配以随着诗兴而来的乐曲。我在园子高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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