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顺从，也可以像是不列颠的民众那样懂得争取自由。而顺从与自由的差别，主要在于他们对自身义务和权利的界定。在俄国人的观念里，他们对合理缴税和服兵役的认同度很高。
比如说有两种税，在俄国就很容易征收。一种是养兵的税，另外一种则是赎金。因为在俄国的历史上，他们常年对外打仗，而且经常遭受鞑靼汗国、克里米亚汗国等游牧部落的袭击，所以俄国人经常有被抓走贩卖的可能性。
正因为如此，在俄国人世世代代的观念里，缴纳军费和凑赎金是天经地义的。而且普通家庭通常掏不出高昂的赎金，所以沙皇的政府还得对他们提供赎金补助。在16到18世纪，俄国政府每年的赎金支出最高能占到全年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所以，俄国农民有时候还会将沙皇称作‘小爸爸’。
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俄国农民都是毋庸置疑的君主主义者，当之无愧的保皇党人。在俄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他们将沙皇视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是由上帝创造的用来管理农民、关照农民的全俄罗斯的家长。他们无法想象除了沙皇之外的任何其他世俗权威，并且会习惯性的把所有的好都加在沙皇身上，把所有的坏都归咎于上帝的意志或是地主和官员身上。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情，有许多俄国农民都相信沙皇认识他们，如果他们去敲冬宫的大门，就会得到最热情的接待，他们的苦楚不仅会被沙皇聆听而且会被他理解，即便是最微小的细节都会。正是由于这种家长制的观念，农民对自己的君主感到亲切，而这种十足的亲切感在不列颠或法兰西是极少存在的。
我在大学里读到的一本历史记录就谈到，当年法兰西驻俄大使德·塞古尔伯爵陪同叶卡捷琳娜二世一同在俄罗斯旅行时，就惊讶地发现，当地普通的乡村居民在与女皇交谈时，言谈举止不受丝毫的影响，完全是以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在交流。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些农民似乎坚信沙皇希望他们拥有全部土地，只不过沙皇的这一愿望被那些恶霸地主和腐败官员给阻止了，不过终有一天沙皇会克服一切阻碍的。”
达拉莫伯爵困惑的皱着眉头道：“如果照你这么说，那俄国的土豆不是很好推广吗？这可是沙皇亲自下的命令。”
“不，您理解错意思了。”
亚瑟笑着回道：“沙皇下什么命令不重要，重要的是沙皇的命令符合不符合农民们的传统习惯，如果他们从传统的角度无法理解沙皇的命令，那么很快他们就会满腔愤怒了。十二月党人起义之所以没有土豆闹得动静大，我猜就是这个原因。
农民们大概是理解不了什么是十二月党人，在他们看来，那也许只是一伙儿举着新奇口号的反贼。但是，在地里种什么农作物，农民们却是最清楚的，他们祖祖辈辈都没种过土豆这种东西，所以即便沙皇的态度再强硬，他们也不愿意答应。当差和纳粮是天经地义，但是种土豆是万万不行的。”
达拉莫伯爵听到这话，也忍不住笑了出来：“如果真是你说的那样，那俄国的情况倒也合理。但是了解了背后的原因后，我只觉得这事情变得更滑稽了。”
亚瑟说到这儿，只是轻轻笑了一声，旋即又转过头对着埃利奥特委婉的提醒了一句：“虽然我对中国没有做过细致了解，但是我觉得那里的情况应该与俄国有一定相似性，您就任以后，或许可以参考一下我方才说过的那些话，尽量不要触犯一些他们理解范围外的事情，循序渐进，这对您的工作也许会产生一定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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