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差距不能过大。
地区差异过大，必然会导致物价失控，全面加薪也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治标不治本，所以，缩小地区差异才是中国长期发展和持续保持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钥匙。
要投资教育，搞私立大学，要把中专纳入义务制教育范围，逐步推出五年制大专的义务教育体系，要把工业人才的培养放在第一位，要坚定不移的走工业强国的道路。
汪主席还是很有兴趣，别的不谈，“和谐发展观”就是一个最好的东西，现在老邓不在了，老人差不多都走了，没有政治上的压力，新的局势变化又非常大，树立自己的思想理论指导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是非常有必要的。
原来约定谈两个小时，结果谈到了第二天凌晨。
这天晚上，杨少宗就单独领了一个特殊任务，他要负责将“和谐发展观”和“综合国力平衡发展论”落实成具体的文件、思想文稿，要做好体系性的研究工作。
完成这件事的同时，他要亲自带队去新加坡考察，参考新加坡的体制设计一套新的中国政策改革的新思路，有些东西不能照搬，别人叫廉政公署，中国就叫国家调查总局。
机构要裁减，大量的公务员要重新安置，怎么安置……毫无疑问，继续下海经商去，一大部分可以压入国企，然后跟着国企一起股份化改革脱离包袱。
事业单位要大幅缩编，不该由政府负担的都缩掉，比如说公路运营部门，这个可以股份化。
别人说股份化是为了效益，杨少宗说的更清晰——低工资，全国都走低工资的道路。
政府统管的面越小，特别是像下属机构削减掉，能股份化经营就股份化，能私营就私营，将整个资金的运营效率压缩到最高，中央财政就可以减掉1/3，地方财政节省的就更多。
中央保持几个原则，一，军队强大；二、国有资本运营收益率增加；三、政府廉洁高效；四、经济发展，国力增强，老百姓过的踏实。
只要做到这四点就够了。
……
第二天，杨少宗第一次来到中国国家经济研究中心上班，第一天来上班就是研究中心的主任……这倒不是什么稀奇事，前面两任也都如此，都是中央安排的空降，没有论资排辈的可能性。
这里不是讲资格，谁能让中央领导相信你的专业能力，你就是主任，你就要随时接听电话，在中央政治局有需要的时候解答所有专业问题。
假如政治局和国务院不对眼，双方有争执，你也不能说模拟两可的话，必须本着自己的专业立场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如果要有人来打马虎眼，那轮不到你，那不是你的工作。
因为最初是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直到现在，中国国家经济研究中心还是在社科院的大院子里办公，很简单的一栋民国时期留下来的老楼，下面设有十几个调研室，负责各个领域的专长研究和分析。
很多人都是82年就开始在这里工作，资质非常老，但是，早已跟不上时代变化的需要，前一段时间基本都划归社科院和中央财经政策顾问委员会，现在的国研中心空出了一半的位置，都等着杨少宗先去敲定名单。
半个月前，杨少宗决定挑起这份担子之前，他已经和唐葆华说的很清楚，他去可以，找两个人过来，一个是凡纲，另一个是陈锡华，但他也说了，不能靠他们分析关键问题，只是调过去而已。
真正的主要分析专家，他另外想办法聘请国际上第一流的。
他实际上也做到了，杨小凯、黄有光和斯坦福大学的钱印一教授已经同意过来任职，中旗投行的李海闻、李青葵研究员，以及旗州大学的林毅夫校长，旗州经济研究院农业研究所的所长肖爱华同样会过来。
这是他构建的一个基本班底，除此之外，他希望另外招一批新的研究生进来从事基础数据的分析工作，他甚至给索罗斯和克鲁格曼写了一封信，邀请他们过来担任顾问。
国研中心的环境还是很优雅的，就是办公室老旧了一些，老旧也有老旧的气氛，肃严庄静。
虽然国研中心按照副部级的待遇给杨少宗配了一辆奥迪和专人的司机，杨少宗还是习惯开他的切诺基，一辆纯银色质地的二代切诺基，时间总是在不停的改变着每一个人，不变的是他和萧薇之间的那些故事。
直到今天，他们还是无法忘记切诺基之情缘，杨少宗手上还依旧带着那枚49年版本的银白色表带的劳力士。
国研中心里空空荡荡，凡纲和陈锡华已经提前半个月过来，两个人正在走廊里抽烟，见到杨少宗进来都笑呵呵的打着招呼，能够沾光进入这个中国智囊阶层的最高殿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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