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上稍有积蓄，随即在城中开设债典，放钱出贷，从行商转为坐贾。而大量的资金居于高利贷业，也使得无论农户和小工商业者更难于取得廉价的启动资金。
虽然很多地区的农户和手工业者都拥有令欧洲人和东南亚用户惊讶的手工技术，其产品在海外有极好的销路。但辛苦劳作的结果，大部分利润归于高利贷者。不多的一点结余，无力支撑这些拥有丰富经验的从业者完成从工匠到手工工场主的转变。
而在第二环，即闽浙海商这一块，高利贷更是困扰他们的恶魔。
据陶杰、张安二人陈述，闽浙海商由于泛海出洋风险很高，为了分摊风险，多采用众人合股的办法进行。
根据各自承担的责任，又有散商、绅商、仆商、船商等区别。
其中船只的所有者又称为船主，并拥有丰富的资本。航海商人需要从船主处借到船只和本钱，然后放船出海。
但与欧洲海外经营不同，明朝的海外合作经营过于偏向船主、船头的利益。这就使得真正经历风浪、躲避官府而进行贸易的经营者所得利润很少。导致航海出洋并没有成为经营者积累资本的途径，反而成为一种变相的高利贷。
船主则据此坐收出洋之利，只需向海上大势力交纳保护费便可肆意吸取商人利润。
在此情形下，海商最终只会向海盗集团发展，或者由大势力垄断，而做不到大范围参与。
一个只有少数人垄断的行业，自然不可能成为朝廷的经济支柱，更不可能左右一个国家的未来。
历史事实证明，不管是甲必丹李旦，还是开台王颜思齐，或是东亚海霸王郑芝龙，都无法将海贸真正做大。
他们更多的局限在家族利益，使得下游的广大商人和手工作坊主、生产种植农民，无法分润庞大的海外贸易利润，最终培育不出真正的资本主义。一盘散沙的他们，面对满清铁蹄的入侵，自然也没有任何自保能力。
这个结果，可不仅仅是因为中国重农轻商思维的影响，更不是党争导致的后果，实则明明白白便是经济的限制。
高利贷，一个让人瞧不起甚至痛骂的勾当，就这么严重影响了明朝商业的发展。等到满清入关，那可怜的资本主义萌芽自然就胎死腹中了。
魏公公现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为了知己知彼，深入敌人内部，他老人家这才小试牛刀，摇身一变成为高利贷从业者。
“九出十三归”不过份，且只是试点，未来，他老人家定然会进军放贷业。
但和别人是为了收高息，坐地生钱，不思开拓进取不同，公公他是想把商人们引导到茫茫大海上，为手工作坊主们提供大量启动资金，带着他们一起扩张产业，使萌芽真正转变为巨兽。
这就是质的区别！
同样的手段，不一样的目的，公公为给自己的“无耻”行为披上光荣的外套，十分的满意。
不管你们信不信，咱是信的。
全民下海，才是终级。
…………
谁赞成，谁反对。
没有人赞成，也没有人反对。
徐寿荣回到家后，忍着万分的憋屈和委屈，将几张合在一起约四千两的银票递给了“护送”他回来的小田手中，然后让管家将账上的现银取了三千两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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