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而且还把自己拉起的队伍交给了我们，全家人参加抗战。这样的同志不能简单地以地主子弟来称呼、来划线，而应该树立为抗战模范。这里面就牵涉一个问题，也是我在红大、抗大经常讲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点，是我们的思想路线，应该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我们看什么问题都要按照实事求是的要求去看，不能教条，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看。”
谭政习惯性地拿着笔和本在记，刘一民看不清他的脸色，又说道：“还有一点，就是你说的思想斗争问题。你说的很对，工作忙不是理由。这里面啊，有个认识问题。在我看来，光靠思想斗争解决不了问题，相反还容易产生副作用，也就是肃反、肃托之类的内斗，搞到最后就会发展成你斗我、我斗你，人人自危。这样的悲剧太多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内斗就是苏联前年和去年搞的大清洗，我们从日军那里缴获过一份情报，上面说斯大林搞大清洗，把五个元帅杀了三个，海空军司令全部被杀。还说第一届人民委员会15个委员，斯大林杀了九个，只有六个幸免。这幸免的六个人中，除了列宁和斯大林外，剩下的四个人都是提前去世的。也就是说，斯大林通过思想斗争把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委员全部干掉完了。日军也是由此判断苏联红军战斗力大受削弱，才敢于不断地以师团规模的部队挑战那么庞大的苏联的。”
谭政马上抬起头问道：“你说的情报在哪里？会不会是日军伪造的？”
刘一民看了看谭政，掏出烟来，吸了一口，有点伤感地说：“我也希望是日军伪造的，可惜那是真的。情报在钱壮飞那里，你想看，可以让政委给你签字去借阅。但这是高度机密，不得扩散。其实，你想想我们过去的肃反扩大化和最近发生的肃托扩大化就明白了，王明、康生、张国焘、夏曦他们都是从苏联学来的，那叫残酷斗争。你能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原则性强，但是也说明你的思想认识与教导师骨干干部的认识有差距，需要再学习研究。”
这是当面批评谭政了，罗荣桓和蔡中都把眼光盯在了刘一民脸上，生怕他说的更严重了。
刘一民猛吸几口，把烟头扔掉，说道：“解决党内问题不能单单依靠思想斗争。靠什么呢？靠制度、靠监督制约。我们教导师之所以上下团结，愈战愈强，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部队管理制度化。有了好的制度，每个人都职责明确，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那要是有人不履行职责怎么办？那就是干部战士的监督、老百姓的监督。发现问题，立即解决。当然，我们可以研究，是不是建立一个民主生活会制度，定期召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民主集中制的一种体现。不光是山东局，每个党小组都要开。”
说到这里，刘一民停一下，思索了一会儿，问谭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向你反映这些问题的，应该都是今年以来从陕西派到山东的干部吧？”
谭政仰起脸思索了一会儿，回答到：“应该都是。”
刘一民愤愤地说道：“王明、康生没回来前，红军大学、抗大重要的一课就是讲实事求是。自从这两个人回来把持了中央党校后，讲的尽是些马列主义大道理，反而不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了。这样下去，必然会让人思想产生混乱。肃托扩大化就是这么来的。我要是不带兵上前线，还留在西安的话，就绝对不会出现肃托问题。这康生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见刘一民把康生都骂上了，罗荣桓咳嗽了一下，提醒说不要涉及不在场的同志。
刘一民不说话了，又抽出一支烟点上，吸了几口，说道：“至于同志们反映的我的生活作风问题，虽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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