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都没有表态，黎玉又说道：“别的不说，光是教育一项，就得花不少钱。主要原因是，中小学教师可以实行供给制，抗大一分校属于军队建制，也是供给制。但山东大学不能实行供给制，准备聘请的教授都要给工资，还得想法添置教学仪器，这些开支是必须要出的。一个教授每月的工资最少也要200元，高的甚至要到五、六百元。加上中小学的开支，不说新建了，就是恢复到战前原有的教育水平，就是一项很大的开支。”
刘一民说话了：“支援山西各师的武器不能少，钱也不能少，就按每师50万元的标准。***师多加10万元，他们没有军饷，全靠陕西根据地供给，现在陕西根据地由于救济四川灾区，对前线部队的供应跟不上了。山西是个苦焦地区，我们吃白面、大米、玉米、红薯，细粮比粗粮的比例高，他们是粗粮比细粮比例高，困难时候甚至粗粮都不能保证。都是党领导的八路军，他们还都是老部队，对革命的贡献比我们大，不能总是我们吃白馍他们吃粗粮。再说了，苦难也是暂时的，只要熬过今年冬天和明年春上，等明年八百里秦川夏粮丰收，部队供应就会改善。另外，1000支三八大盖也不能少，日式步枪的性能比我们淘汰下来的七九步枪要好的多。如果不是考虑扩军，那就是一色的三八大盖了。再说了，各师还要支援我们一部分老红军，这可是最宝贵的。这个数目基本可以了，按照民国初年的物价，10万大洋就可以装备一个步兵师了。现在是抗战时期，物价都涨了，枪炮没地方买也就算了，粮食也没地方买问题就严重了。多给点，可以让几个师宽裕一点。扩军后的武器缺口我已经想好了，一个是打仗缴获，再一个就是我们造。这个同志们不用担心”。
针对黎玉提出的问题，刘一民回答到：“黎玉同志提的问题很实在，确实需要给政府划拨一部分经费。不过这牵涉财经制度问题，而且花的钱也不是小数。现在是战争年代，大的投资不可能有，也不能有。战争是第一位的，发展是第二位的。打不赢的话，一切发展都是空话。政府的一切收入和支出，都要围绕保证战争需要来进行。比如修道路，首先是要保证军事需要，其次才是保证商路需要。再比如医疗卫生，要两手抓，一手抓军队野战救护和后期治疗，一手抓民办医疗机构的恢复发展。教育也是这样，首先抓干部培训、军事教育，其次才是抓基础教育，重点恢复中小学教育，第三个才轮到大学教育。工业也是这样，不可能办规模较大的厂，只能是小规模、便于隐蔽，建的越大，包袱就越大，小鬼子轰炸时的损失就越大。对此，认识上必须清楚。”
联想到经济工作容易滋生***，必须防微杜渐，而要想杜绝***，就必须从财经制度和监督上下功夫。刘一民接着说道：“经过攻占天津、青岛和济南后，我们的缴获很大，有了一定经济实力。正因为此，我们才成立了渤海银行。同志们，渤海银行的资本金很大，比日伪开办的联合银行都大的多的多。如何管好用好这笔钱，让渤海银行成为山东根据地经济发展和军事斗争的资金后盾，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过去，我军根据地小，长期处于缺钱状态，一个一切缴获要归公就解决了所有问题。现在不行了，这么大的根据地，工业、商业、农业、交通、文化、教育、卫生，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五脏俱全。党政军是供给制，商业和工业、农业就不行了，那得按经济规律办事，要搞成本核算，要算投入产出，要追求利润。否则的话，不利于持续发展，会变成一团糟的。”
这是研究扩军的会议，让管后勤的吴征和负责政府工作的黎玉一参加、一发言，不可避免地就牵涉到了钱、牵涉到了经济。
至于黎玉说的政府开支，刘一民说道：“过去我们没有政府开支这一块，军政不分家，是一个灶台吃饭。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那就是地方干部、地方武装都没有津贴，连菜金都没有。主力部队还好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搞战略转移，就跳到敌后去了。打了大胜仗，缴获大，部队还可以打牙祭。可是我们那些地方干部和县大队、区小队都不能走，留下坚持斗争，伤亡大，牺牲大，但是连个军装都没有。他们比主力更困难！特别是地方干部和地方武装的干部战士家都在当地，有的还需要养家糊口，总不能让同志们流血牺牲打鬼子，老婆和孩子还得逃荒要饭吧？以后，这一块要补上，得和主力部队一样发军装、发津贴、发菜金。”
听刘一民说到这里，黎玉、郭洪涛、朱瑞都举手要求发言。刘一民摆摆手制止了他们，继续说到：“以后，我军作战缴获的物资和资金，主要用于军工发展，弥补政府军费的不足。政府每年的收入开支要实行预算制，花什么钱、怎么花都要研究清楚。预算计划要经过山东局、山东省军区和山东抗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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