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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费萨尔先生那会很有帮助，如果我们……如果我们能让你在一间为孩子准备的房子待上一阵。”
“为孩子准备的房间？”他的笑容消失了，“你是说孤儿院吗？”
“只是待上一阵。”
“不，”他说，“别这样，求求你。”
“索拉博，那只是很短的时间，我保证。”
“你向我保证过永远不让我去那些地方，阿米尔老爷。”他说。他声音颤抖，泪如泉涌。我一阵心痛。
“那不同的。就在这儿，在伊斯兰堡，不是在喀布尔。我会每天去探望你，直到我们能够离开，把你带去美国。”
“求求你！求求你！别这样！”他哽咽着，“我很怕那些地方。他们伤害我！我不想去。”
“没有人会伤害你。再也不会了。”
“他们会的！他们总是说他们不会，但他们说谎！他们说谎！求求你，真主啊！”
我用拇指抹去他脸上的泪痕。“酸苹果，记得吗？这就像一个酸苹果。”我轻声说。
“不，它不是。不要那些地方。天，天啦！求求你，别这样！”他浑身颤抖，涕泗俱下。
“嘘。”我把他拉近，抱着他颤抖的身体。“嘘。会没事的。我们会一起回家。你会看到的，没事的。”
他的声音被我的胸膛闷住，但我能听到话里的痛苦。“求求你答应我你不会这么做！天啊，阿米尔老爷！求求你答应我你不会！”
我如何能答应呢？我抱着他，紧紧抱着，前后摇晃。他的泪水滴进我的衣裳，直到泪流干了，直到不再颤抖了，直到惊恐的哀求变成听不清的喃喃自语。我等着，摇着他，直到他呼吸缓下来，身体松弛。我想起曾经从某个地方看来的一句话“孩子们就是这样对付恐惧：他们睡觉。”
我抱他上床，把他放下。然后我躺在自己床上，望着窗外伊斯兰堡上方紫色的天空。
电话将我惊醒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我揉揉眼睛，旋开床头灯。刚过晚上10点半，我睡了将近三个小时。我拿起话筒。“喂？”
“美国打来的电话。”费亚兹先生的声音。
“谢谢。”我说。浴室的灯光亮着，索拉博又在洗澡了。电话传来两声按键声，然后是索拉雅的声音。“你好！”她声音振奋。
“嗨。”
“你跟那个律师谈得怎样？”
我把费萨尔的建议告诉她。“好了，你可以忘了它，”她说，“我们不用那么做。”
我坐起来。“什么？为什么？怎么回事？”
“我接到沙利夫舅舅的回电了。他说关键是把索拉博送进这个国家。只要他进来，就有很多把他留下的办法。所以他给几个在移民局的朋友打了电话。他今晚给我回电，说他很有把握能替索拉博争取到人道主义签证。”
“不是开玩笑吧？”我说，“啊，谢谢真主！亲爱的沙利夫太好了！”
“我知道。不管怎样，我们可以当保证人。一切会很快的。他说那种签证有效期一年，足够我们申请收养请求了。”
“这样最好了，索拉雅。对吧？”
“看起来是的。”她说。她的声音很快乐。我说我爱她，她说她也爱我。我们挂上电话。
“索拉博！”我喊道，从床上起来，“我有个好消息。”我敲着浴室的门，“索拉博！亲爱的索拉雅刚才从加利福尼亚打电话来。我们不用把你放到恤孤院了，索拉博。我们就要去美国了，你和我。你听到吗？我们就要去美国了！”
我推开门，走进浴室。
刹那间我跪倒在地，放声大叫。我牙齿打颤，不断大叫。叫得我的喉咙快要裂开，叫得我的胸膛快要炸开。
后来，他们说救护车来了之后我还不停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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