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这个男孩必须让法律承认他是孤儿。”
“可是……”
“你想要长的答案，我现在正给你呢。你的下一个问题是，你需要这个孩子出生国的合作。现在，就算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很难，还有，引用你说过的，我们在谈论的是阿富汗。我们在喀布尔没有大使馆。这使事情极端复杂，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在说什么？我应该将他扔到街头上吗？”我说。
“我可没那么说。”
“他受过性虐待。”我说，想起索拉博脚踝上的铃铛，他眼睛上的眼影。
“听到这个我很抱歉，”安德鲁张口说，不过他望着我的样子，好像我们一直在谈论天气，“但那不会让移民局给这个小男孩放发签证。”
“你在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帮忙，可以捐钱给可靠的慈善组织，或者去难民营当义工。但在现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非常不赞成美国公民收养阿富汗儿童。”
我站起来。“走吧，索拉博。”我用法尔西语说。索拉博倚着我，头靠在我的臀部上。我想起那张宝丽莱照片，他和哈桑就这样站着。“我能问你一些问题吗，安德鲁先生？”
“可以。”
“你有孩子吗？”
这下，他第一次眨眼了。
“嗯，你有吗？随便问问而已。”
他默默无语。
“我这么认为，”我说，拉起索拉博的手，“他们应该找个知道想要孩子是什么感觉的人坐你的位置。”我转身离开，索拉博跟着我。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安德鲁喊道。
“说吧。”
“你承诺过这个孩子带他回家吗？”
“要是有又怎样？”
他摇摇头，“真是危险的事情，给孩子承诺。”他叹气，又打开抽屉，“你真想要这么做？”他说，翻着文件。
“我真的想这么做。”
他抽出一张名片：“那么我建议你找个优秀的移民律师。奥马尔·费萨尔在伊斯兰堡工作，你可以跟他说我让你去找他。”
我从他那里拿过名片。“谢谢。”我低声说。
“祝你好运。”他说。我们走出房间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安德鲁站在长方形的阳光中，茫然地望着窗外，双手将那盆番茄藤转到阳光下，慈爱地拍打着。
“保重。”我们走过秘书的办公桌时她说。
“你老板应该礼貌一些。”我说。我以为她会转动眼珠，也许点头说“我知道，每个人都那么说”，诸如此类。相反的是，她降低声音：“可怜的雷，自从他女儿死后，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我扬起眉头。
“自杀。”她说。
在回旅馆的出租车上，索拉博头靠车窗，望着栋栋后退的房子和成排的橡胶树。他的呼吸模糊了玻璃，擦干净，又模糊了。我等待他问起会谈的情况，但他没问。
浴室的门关上，门后传来水流声。自从我们住进宾馆那天起，索拉博每晚上床之前总要洗很久的澡。在喀布尔，热自来水像父亲一样，是稀缺的产品。现在索拉博每晚几乎要用一个小时洗澡，浸在肥皂水中，不停擦着身体。我坐在床边给索拉雅打电话，看着浴室门下渗出来的光线。你觉得干净了吗，索拉博？
我将雷蒙德跟我说过的告诉索拉雅。“你现在怎么想？”
“我们得认为他错了。”她说她给几家安排国际收养的机构打过电话，她还没发现有考虑收养阿富汗孩子的机构，但她还在找。
“你父母对这个消息怎么看？”
“妈妈很为我们高兴。你知道她对你的感觉，阿米尔，在她眼里，你做什么都不会错。爸爸……嗯，跟过去一样，他有点让人猜不透。他没说太多。”
“你呢？你高兴吗？”
我听见她把听筒换到另一只手上。“我想这对你的侄儿来说是好的，但也许他也会给我们带来帮助。”
“我也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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