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耳边听到心脏怦怦跳，心里十分想念我的妻子。
隔日，索拉博和我仍是默默无语，几乎整天都在玩“番吉帕”。又那样度过一天。我们只是玩着“番吉帕”，几乎没有说过话，我斜倚在床上，他坐在三脚凳上。除了我在房间里走动，或者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去，我们一直都在打牌。那天深夜我做了个梦。我梦见阿塞夫站在病房的门口，眼眶仍嵌着铜球。“我们是同一种人，你和我。”他说，“你跟他一个奶妈，但你是我的孪生兄弟。”
第二天早晨，我告诉阿曼德我想离开。
“现在出院太早了。”阿曼德抗议说。那天他穿着的并非手术袍，而是一套海军蓝西装，系着黄色领带，头发又涂着喱水。“你还在静脉注射抗生素期间，还有……”
“我非走不可。”我说，“谢谢你，谢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真的。但我必须离开。”
“你要去哪里？”阿曼德说。
“我不能说。”
“你几乎寸步难行。”
“我能走到走廊那边，再走回来。”我说，“我会没事的。”计划是这样的：离开医院，从保险箱里面把钱取出来，付清医药费，开车到那家恤孤院，把索拉博交给约翰和贝蒂·卡尔德威。然后前往伊斯兰堡，调整旅行计划，给我自己几天时间，等身子好一些就飞回家。
无论如何，计划就是这样，直到那天早晨法里德和索拉博来临。“你的朋友，约翰和贝蒂·卡尔德威，他们不在白沙瓦。”法里德说。
我花了十分钟才将棉袍穿上。他们在我胸膛开过插胸管的口子，我抬手的时候那儿痛得厉害；而且每次倾斜身体，总是脏腑翻动。我将一些随身物品收进一个棕色的纸袋，累得气喘吁吁。但法里德带着那个消息到来之前，我已经设法准备妥当，坐在床沿。索拉博挨着我，坐在床上。
“他们去哪了？”我问。
法里德摇摇头：“你还不明白……”
“因为拉辛汗说……”
“我去过美国领事馆，”法里德提起我的袋子说，“白沙瓦从来没有叫约翰和贝蒂·卡尔德威的人。领事馆的人说，没有这两个人。无论如何，白沙瓦这里没有。”
索拉博在我身旁翻阅着那本旧《国家地理》。
我们到银行取钱。经理是个大腹便便的男人，腋窝下有汗渍；他不断露出笑脸，告诉我银行的人从未碰过那笔钱。“绝对没有。”他郑重地说，摇着他的食指。阿曼德也那样做过。
带着这么一大袋钱开车驶过白沙瓦，真有点胆战心惊。另外，我怀疑每个看着我的大胡子都是阿塞夫派来的塔利班杀手。而令我恐惧的是：白沙瓦有很多大胡子，他们都盯着我。
“我们该怎么安置他？”法里德说，陪着我慢慢从医院的付账办公室走回汽车。索拉博在陆地巡洋舰的后座上，摇下车窗，掌心托着下巴，望着街上过往车辆。
“他不能留在白沙瓦。”我喘着气说。
“是的，阿米尔老爷，他不能。”法里德说，他听出我言下之意，“我很抱歉，我希望我……”
“没关系的，法里德。”我说，设法挤出一个疲惫的微笑，“你还得养家糊口。”现在有条狗站在汽车旁边，用后腿支撑着身子，前爪搭在车门上，摇着尾巴。“我想他现在应该到伊斯兰堡去。”我说。到伊斯兰堡要四个小时，我几乎一路睡过去。我梦到很多东西，而我所记得的，只有大杂烩似的景象，栩栩如生的记忆碎片如同旋转架上的名片，不断在我脑里闪过。爸爸为我十三岁生日腌制羊肉。索拉雅和我初尝云雨，太阳从东边升起，我们耳里仍有婚礼音乐的袅袅余音，她涂了指甲花的手和我十指相扣。爸爸带我和哈桑到贾拉拉巴特的草莓地——主人告诉我们，只要买四公斤，我们就可随意大吃，最后我们两个撑得肚子发痛。哈桑的血从臀部的裤子滴下来，滴在雪地上，看上去那么暗，几乎是黑色的。血缘是最重要的，我的孩子。雅米拉阿姨拍拍索拉雅的膝盖说，只有真主最清楚，也许事情不是这样的。睡在爸爸房子的屋顶上。爸爸说惟一的罪行是盗窃。当你说谎，你偷走了人们知道真相的权利。拉辛汗在电话里，告诉我那儿有条再次成为好人的路。一条再次成为好人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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