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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着1974年那天，在医院的病房里面，哈桑刚刚做完补唇手术。爸爸、拉辛汗、阿里和我围在哈桑床前，看着他举起一面镜子，察看他的新嘴唇。如今，除我之外，那个房间的人要么已经死去，要么即将死去。
接着我还看到其他东西：一个男人穿着人字型背心，将他那把俄制步枪的枪口抵在哈桑脑后。枪声在我父亲房子那条街道上回荡。哈桑扑倒在柏油路上，他那不求回报的忠贞生命，像他以前经常追逐的断线风筝那样，从他身上飘走。
“塔利班搬进了那座房子，”拉辛汗说，“他们托词赶走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人，杀害哈桑和法莎娜被法庭当成自我防卫，宣布无罪。没有人说一句话。我想主要是出于对塔利班的恐惧。但也是因为，不会有人为了一对哈扎拉仆人去冒什么风险。”
“他们怎么处置索拉博？”我问。我觉得劳累不堪，精疲力竭。一阵咳嗽袭击了拉辛汗，持续了好长时间。当他最终抬起头时，他的脸涨得通红，双眼充血。“我听说他在卡德帕湾区某个恤孤院里面。亲爱的阿米尔……”接着他又咳起来。咳嗽停止后，他看上去比刚才要老一些，似乎每声咳嗽都催他老去。“亲爱的阿米尔，我呼唤你到这里来，因为我在死之前想看看你，但这并非全部。”
我一语不发。我想我已经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
“我要你到喀布尔去，我要你把索拉博带到这里。”他说。
我搜肠刮肚，寻找恰当的词汇。我还来不及接受哈桑已然死去的事实。
“请听我说。我认识一对在白沙瓦的夫妇，丈夫叫约翰，妻子叫贝蒂·卡尔德威。他们是基督徒，利用私人募捐来的钱，开设了一个小小的慈善机构。他们主要收容和抚养失去双亲的阿富汗儿童。那儿又干净又安全，儿童得到很好的照料，卡尔德威先生和太太都是好人。他们已经告诉我，欢迎索拉博到他们家去，而且……”
“拉辛汗，你不是说真的吧？”
“儿童都很脆弱，亲爱的阿米尔。喀布尔已经有太多身心残缺的孩子，我不希望索拉博也变成其中之一。”
“拉辛汗，我不想去喀布尔，我不能去！”我说。
“索拉博是个有天分的小男孩。在这里我们可以给他新的生活、新的希望，这里的人们会爱护他。约翰老爷是个善良的人，贝蒂太太为人和善，你应该去看看她如何照料那些孤儿。”
“为什么是我？你干吗不花钱请人去呢？如果是因为经济问题，我愿意出钱。”
“那和钱没有关系，阿米尔！”拉辛汗大怒，“我是个快死的人了，我不想被侮辱！在我身上，从来没有钱的问题，你知道的。至于为什么是你？我想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一定要你去，是吗？”
我不想明白他话中的机锋，但是我清楚，我太清楚了。“我在美国有妻子、有房子、有事业、有家庭。喀布尔是个危险的地方，你知道的，你要我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就为了……”我停住不说。
“你知道吗，”拉辛汗说，“有一次，你不在的时候，你爸爸和我在说话。而你知道他在那些日子里最担心的是什么。我记得他对我说，‘拉辛，一个不能为自己挺身而出的孩子，长大之后只能是个懦夫。’我在想，难道你变成这种人了吗？”
我垂下眼光。
“我所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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