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了领导全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组织完全政党内阁，不让人民党专美于前，他离京南下，布置各省选举事宜，同时顺道探望离别八年的老母和妻子。
人民党在北疆强势登场后，南方各省也传来了国民党初选告捷消息。他兴奋不己，又匆匆告别亲人，继续出游。他经长沙到上海，后又到杭州与南京，到处会见国民党人，到处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言辞之猛烈令大、小报记者窃喜有猛料、要闻：
他首先猛烈抨击袁政府。如内政方面，“财政之状况，其紊乱已达极度，政府对于财政之将来全无丝毫计划，惟知倚赖大借款，以为补宜弥缝之术……外交方面，消极敷衍，无确定政策，结果酿成震动全国的库伦问题……”，说这种政府，“实不如民意之政府，退步之政府”。
其次嘲讽北疆和人民党，“割据一地，不知有全国”，“人民党名为全国人民之政党，实是北疆之政党……”若不是北疆国防军眼下正出兵外蒙，恐怕他的抨击还要厉害；
再次反复阐发国民党政见。宋教仁手里有两个法宝，一是鼓吹民主，尤其是议会民主；二是鼓吹自治，特别是地方自治。像“吾人第一主张，即在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关于集权、分权，吾极力主张地方自治，使之成为政治之中心（这个时候倒不提割据了）”之类地话都出自他的演说。他还振振有词地分辨道：“国民党这些主张，绝非一党私见，而是关系能否‘建设完全共和政体’的大问题，必须明文写进将来的宪法……”
最后是强调组织国民党内阁。宋教仁指责袁政府，阐发国民党政见，最终是为了组织“国民党内阁”。他毫不掩饰地说：“为今之计，须亟组织完善政府……而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为唤醒国人的注意，他用尖锐地语气评论道：“今革命虽云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
对宋教仁的言行，秦时竹等人置之一笑而已，大选期间，政党相互攻讦实属常事，人民党和北疆方面被南方舆论攻击多时，也毫发未伤，秦时竹给张謇地电报说“此等政论。乃民主时期之常事，为煽动舆论之惯用手段，不必介意……宋钝初虽少年英锐，然锋芒太露，后必有挫……”
张謇、程德全都是浸淫官场数十年之老甲鱼，对此间情形，自然是心知肚明，凡事都能看开。也没有多少介意。
但宋教仁地上述言行却引起了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仇恨。北洋系统是在封建宗法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政论根本就不熟悉，还是沿袭封建*这一套，特别不允许批评政府，对于民主竞选更是丝毫不懂。冯国璋、段祺瑞等虽然出国留学。但学的都是军事，本人又崇尚实力政治，对于宋教仁这种政治家也是很厌恶。袁世凯在致张镇芳（袁世凯二哥的妻弟）的一封信中就说：“目下最讨厌者，即宋教仁一人。”
北洋集团内部地评价是这样地：虽然秦时竹和人民党也要和北洋争夺天下。但人民党懂得圆滑、照顾面子，基本上和中央政府之间过得去，一般不会出现猛烈抨击的情形（为了控制舆论，秦时竹曾经给人民日报和华夏社下过指令，可以公开批评北疆政府，但尽量不要批评中央政府和外国势力，以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况且宋教仁在攻击时连带着北疆一起骂进去，彼此间也有共同语言。但宋教仁就不一样了，丝毫不留情面，公开攻击袁世凯独裁、*，这就引得整个北洋系统的不安。
袁世凯调兵南下，一方面是因为北疆国防军出兵外蒙，对他的军事实力有所减轻；另一方面，他心里认为，秦时竹尽管有种种不如意。但在民族大义上还是不含糊的。倒是这个宋教仁一天到晚就知道攻击政府，挑起内乱。不得不预先派兵准备，以备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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