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举行“一线工人农民代表谈履职”为主题的记者会，邀请6位全国人大代表答记者问。安徽代表团的刘丽代表直言，因长久分居，城市农民工中已大量出现“打工潮下组建临时小夫妻”情况。她建议解决农民工夫妻两地分居问题。
也就是说，按照目前的粗略推算，数亿流动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过着被迫分居生活的。这可能带来一系列更深远的影响，比如卖淫嫖娼人群的增加，比如性病的蔓延，比如婚外性导致的怀孕和堕胎，比如婚外性对夫妻感情和婚姻质量的影响，等等。
在这里我们就不探讨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和社会宏观政策对分居夫妇有什么建设性帮助，只讨论在当下不违悖基本伦理、不损害婚姻利益的前提下的性满足方式。因为这是最迫切的直接需求，也是关系每个人每天生活质量的直接事件。
在探讨如何解决两地分居各自性的困局之前，我们要重新理解一下性为什么如此重要。曾经在东西方历史上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强调禁欲和以生殖为性的唯一目的。西方禁欲思想的来源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宗教影响，后来发展到非常严酷的程度。有一部很有趣的电影《金塞性学教授》可以看看，因为是传记式的电影，其中以性学专家金塞的父亲为代表的保守派曾经把性欲当成邪魔入心来鞭挞嘲弄。我们的传统文化里也不陌生类似的无根据的论调，比如大家常听到的“一滴精十滴血”，比如《三元延寿书》说“一岁二十四泄，得寿二百岁”，意思是一年射精累计不超过24次能活200岁，可见多荒诞。
性如此重要，首先是因为性能带来巨大的肉体快乐，无论男女都在自由舒适的性活动里得到了性快感或心理生理满足；然后是性与人的自我有密切关系，人们会通过性来确认一些自己关心的东西，比如“我的女人”“我是你的”“我是男子汉”等；另外是因为性与人的自由权利有关，一个人有没有基本的性自由性权利，这是基本人身权利的延伸（当然不能违法是底线）；再者就是性与繁衍、感情、快乐、生计、权利、关系、健康等都有密切关联。所以性的问题值得重视，同时性的权利需要得到保障，自己的，伴侣的，他人的，都一样。
为什么我们会为分居的伴侣提出这个话题来讨论呢？因为我们有一些固有的观念导致了焦虑，比如“别人都是每周能做爱，我却一年只有三五次机会，这不公平，不正常”，比如“在分居两地的时候我有时候很饥渴，但又觉得自己很淫荡无耻，想自慰又不知道怎么做”“我担心他在性饥渴的时候会找性工作者，那样可能带病回来，另外我也不想和别人分享丈夫的身体”“我们各自找各自的性伴，但同时心照不宣地保证不会离婚，也不会影响家庭财产和子女抚养，这样能长久下去吗？将来我们还能回到过去互相亲密信任的关系中吗？”等等。
回答这些问题能写三天三夜，但为了便于理解，就用一句简单的话来做个铺垫，那就是：这世界并不存在所谓的标准的性，正确的性，唯一的性价值与性方式。所以，不要先入为主地给自己的性活动禁锢太多的“不可以”“不许”“不道德”“不健康”。只保证两个基本前提即可，一个是不违法，这是底线，比如强奸、偷窥、猥亵、强制卖淫，这些是不能做的，这是社会公共契约的法定形式，是保障自己和他人基本权利的制度性规则；另外一个是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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