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趋之若鹜的宝地。”
格里安奇的话说完了，朱允炆陷入到沉默之中。
他听懂了格里安奇的意思，所以他需要仔细考虑一下这其中的利弊。
是全面放开和鼓励资本的进步和在这个国家占据的比重地位，还是有限度的画出一个框架，让资本在其中蹦跶，只作为大明这个国家的税收来源之一。
不过格里安奇说的确实有道理。
大明包括之前的历朝历代，无论是盛世如开元，还是南宋时期高度发展的自由商贸。
中原这片土地上的百姓，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富庶。
绝大多数超过九成以上的百姓，仍然是处在勉强及格的温饱线上。
大多数人一直在强调生产力，却又有几个真正懂得什么是与生产力关联的社会关系呢。
朱允炆本来以为他懂，来到大明后才发现他其实并不懂，而现在他明白了。
技术革新使得生产力增加只是能够一目了然看到的结果，变更社会经济形态才是推动技术革新的前置条件。
而这一点上，几千年来的中国王朝都懒得去思考这个问题。
唐宋元明清都是如此，甚至经济内卷化最严重的时代，就是乾隆、嘉庆时期。
整整四亿多的中国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地方的小地主、小资本家可以安然趴在几亿人的脑袋上吸血。
现代话来说，就是在享受‘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从来不是老百姓享受的，而是工厂和资本家享受的。
因为人越多，劳动力越廉价。
而劳动力越廉价，老百姓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手工品就不值钱，或者拿命去打猎、翻山越岭翻找的名贵药品也不值钱。
人命都不值钱，那你拿命换的东西还能值钱吗？
这就是经济内卷化过程中的低水平均衡陷阱。
在这种社会经济体系之后，只有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是最舒服的，至于那四亿多老百姓的生活质量，那就无法想象了。
吃不饱，也不可能穿的暖。
近现代的中国甚至没有经历过变更社会经济形态的过程，而是直接一步就走到了技术革新使得生产力增加的结果阶段。
只不过这种获取技术革新的方式，不是咱们自己衍变出来，而是在鸦片战争后，被动的将西方科学技术拿来进行学习罢了。
“伟大的皇帝陛下，我在南京的翰林院，看过由您的语录收集整理而成的一些书。
在这本书中，您曾经提到过，当大明国内环境达到饱和的时候，就势必需要寻求对外的扩张来转移国内的矛盾。
您的高瞻远瞩让我感到敬仰，您的这个想法不正恰如我之前的建议吗。”
“先吃饭。”
这个功夫，一排内侍捧着美食进入，朱允炆也不再多说什么，开始招呼其格里安奇吃饭。
“你的提议朕会好好想想，过几天，你跟朕一道南下去广州再看看。”
格里安奇顿时喜上眉梢。
他这种殊荣在大明有一个说法，叫做伴驾御前。
再接再厉，说不准自己脑袋上那个副字就可以拿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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