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毕生处世乐观还是悲观，待人热情还是冷漠，为人多信还是多疑，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出生后头两年中主要负责照看他们的人的态度。”
即使这些顾虑都不存在，单为了亲眼见证孩子一天天的成长，我也要自己带孩子。这个问题上我几乎没犹豫过。
她爸爸到南方一年后，我也从单位办了留职停薪，开始了一起走南闯北的日子。我们好几年稳定不下来，工作一直很忙很累；但我们始终把圆圆带在身边，没让她离开一天。
并非整个过程让我们觉得多么不容易，多么苦多么累；恰恰相反，“艰苦”的时间很短，很快过去。孩子实际上是越来越好带。在父母的亲自养育下，圆圆的智力和情感两方面都发育得很健康，她身上没有任何让我们头痛的、难以解决的毛病。包括饮食起居等方方面面，我们都一直感觉既简单又顺手。
这方面的轻松，孩子越大越显现出来。我们甚至发自内心地有一种遗憾——孩子怎么长得那么快，还没玩够，就突然间长大了。
周围的一些人看见我们似乎从来不为孩子操心，孩子却成绩好，又懂事，觉得我们做家长很轻松，就羡慕我们命好。
这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些家长，当孩子小时候，他们对孩子何等怠慢。有的人“一心扑在工作上”；有的人忙着喝酒应酬；有的人整天沉醉在麻将桌上。我甚至见过一位母亲，她仅仅是出于对婆婆给妯娌看孩子的嫉妒，就硬要把自己已经三岁的孩子也送给住在另一个县城的婆婆。这样的父母，孩子小时候，他们不关注他的情感需求和教育需求，到孩子大了，有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才对自己的孩子抱怨连连，感叹自己命苦，感叹做家长不容易。
家长在孩子婴幼儿时期多付出一些辛苦，往往有四两拨千金的功效。这个“付出”是天下最划算的“投资”。如果把这件事做反了，在孩子小时候不注意，不把教育孩子当回事，到孩子长大了，不知会有多少麻烦。有谁能把一张乱涂乱画的纸擦干净呢？
2007年从《北京青年报》上看到一件事。一个叫陈宇的上海男孩子，从大学退学，离家出走，五年杳无音讯。父母多次外出寻找未果，至今仍不知其所在。陈宇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陈宇1987年出生后，父母都忙于干事业，把他放到外地的姑姑家，直到五岁才接到身边。可以想象，孩子在很小的时候离开父母就已经是非正常操作。当他的真正抚养人变成姑姑时，却又在五岁这个已形成较稳定感情的年龄，使他和姑姑分开，把他又投入一个新的陌生环境。
父母只是按自己的需要调遣孩子，他们可曾考虑到这不是一株植物或一个小动物，而是个具有丰富思想感情的人；他们哪里能想到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会落下怎样的心理创伤。
从报道的字里行间看出，父母在后来和陈宇的相处中，缺少亲情交流，缺少沟通上的和谐，孩子和父母间有严重隔阂——很多由他人长期抚养的孩子，在回到父母身边后，都会表现出和父母相处的不和谐。从陈宇决绝地离开家庭，宁可让自己变成“孤儿”，可以推测他多年来内心的痛苦。他父母现在都退休了，才意识到他们可能永远失去了儿子。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啊。
多年来，“陈宇式”的抚养方式并未引起广泛的质疑。把孩子委托给一个可靠的人，自己专心投入工作，这种“生”与“养”的分离不但没有受到批评，反而成为一些人，特别是工作上取得成就的人得到赞美的事迹与证明。
近年来，随着“70后”、“80后”为人父母时代的到来，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大批农村务工人员进入城市，生而不养更成为一种主流现象。
每当成人利益与儿童利益发生冲突时，成人总是选择的主动者，是强势一方；孩子总是选择的被动方，是弱势方，所以做出牺牲和让步的总是孩子。
把养育孩子的责任推出去，这种教养方式对儿童的损害不会立即呈现，但孩子不会白白做出牺牲和让步，任何不良的成长过程都会在他的生命中留下痕迹，成为日后影响他生命质量的一个病灶，同时也给整个家庭带来好多麻烦。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因为最早一批留守儿童已经长大，他们身上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已显露出来，而城市“寄养儿童”问题却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
城市“寄养儿童”不一定都是送到外地，大多数是和父母一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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