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通过金融体制改革来增强民营企业获得融资的能力、降低融资成本，使得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能够平等地开展。”
我即刻问他道：“民营企业进入的问题，这符合国家相关的政策吗？”
他笑道：“当然。如果不符合国家政策的话，我还提它干什么？做任何事情都必须首先要想到两个字：可行。对于根本不可行的事情，再去多想就是浪费时间。你说是吧？”
我点头，“您说得对。”
他继续地道：“第三就是要调整优化好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大规模实施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业务板块重组，要形成产业链的合力，拓展新的商业模式。第四就是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点对国企目前的情况来看也尤其重要。所谓科学的管理体制就是要理顺国企租金、税收、利润三者之间的关系。制定科学的租金征收标准，此外科学的管理体制也要理顺国企高管的激励机制。建立有效的国有企业高层经理的激励约束机制要与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相结合，除极少数服务于社会政策目标的特殊企业采用准公务员管理方式外，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要建成现代公司制企业，通过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激励性的多元结构报酬制度、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和荣誉效应的综合作用，来激励约束高层经理人员。第五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问题，就是要拓宽安置职工的渠道，维护职工切身利益。职工安置工作，直接关系改制的成功与否，更关系企业和社会的稳定。。。。。。嗯，我能够想到的就这些了。当然，你们上江市有你们具体的情况，我说的仅仅只是原则问题。说实话，如果我有国家公务员的身份的话，我愿意去当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董事长，保证能够在短期内把企业搞活、扭亏为盈。”
我笑道：“那是肯定的。在我们江南省乃至全国范围内，您都是非常有成就的企业家，而您取得的成就就是对您能力的最好说明。”
他却摇头道：“其实，在你们体制内还是有不少能干人的，要思想有思想，要能力有能力，可是为什么就搞不好一个企业呢？这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通病问题。中国的不行，前苏联的不行，国民党在大陆的时候和在台湾其实也搞了大量的国有企业也不行，他们的那些企业其实就是我们教科书上所谓官僚资本主义，那就是当时国民党当局办的一些国有企业，此外法国英国也办了一些国有企业也搞得不行，所以现在的国有企业绝大多数都又私有化了。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首先要明白一个概念，那就是国企，首先是一个企业。而企业的天职是不断发展生产力，从而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纵使国有企业也不能例外，否则只能叫做人民政府。而企业要发展，不仅来自于自身的意识，更来自于同行业的竞争。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企业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策略，其中就有长期和短期之分。短期策略可使企业获取眼前利益，但不利于长期发展；而长期策略可获得丰厚利益，但是眼前必须付出。但是不论是长期决策还是短期决策，都是有风险的！私人企业因为能够以自身的财产所有权作为抵押，所以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决策都是合情合理的，都是不可侵犯的。而国企就不同，因为产权比较模糊，收益和风险无法分摊。所以不论做出什么样的决策都会有风言风语，让当时的一把手左右为难。所以，更多的时候，国企老总们只关注短期利益，这样更有利于自身绩效的表现，好在仕途上得到更好的机会，然而这样的话，往往后来者会苦不堪言，从而造成企业得不到长久的进步。所以，国企搞不好固然有产权不明晰，工人懒惰出工不出力等因素，而国企的主管部门，不作为才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改革开放最开始的时候国企搞不好还可以换经理厂长，后来在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国企就很少在换经理厂长了，只要搞不好就卖，很多好的国企头头一看，搞好还不如搞坏，搞坏可以卖，可以贱卖，这样的好事谁不干？于是好国企变差国企成风，凡是市场竞争的国企基本都卖完了，肥了一小撮人，损害了一大批人。剩下的垄断国企，有多少官不是买来的或者是有背景的？所以说，如果不真正改变国企的干部任命制度，国企早早晚晚都要败完。因此，我觉得国企搞不好的真正原因是用了一批不作为的官。你明白吗？你们用的国企负责人是官，而不是企业家！” 医道官途：妇产科9
我顿时默然。因为他讲的确实是事实。如今的关系盘根交错，任人唯亲的状况根本无法避免。不过我觉得他前后的话似乎是矛盾的，随即就问道：“既然您说国企始终要完蛋，那么您前面讲的那些又有什么用处呢？”
他淡淡地道：“我说的是，如果用人用对了，再通过那样的一系列措施去对国企进行改革的话，这还是有希望的。比如海尔，它就是国企改革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可是，你们上江市能够做到用人用对吗？”
我问道：“那您觉得在现有的体制下如何才可以用对人呢？”
他叹息着说道：“很简单，用人的人要有历史责任感，要讲良心。用自己的人可以，用花钱买官的人也行，但是必须用能人。”
我不禁苦笑，“您这观点倒是挺新颖的。不过您说的好像也对，毕竟在现有的体制下似乎好像只能是这样了，而且能够做到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
他说：“其实花钱买官自古有之。中国历史上，捐官的始作俑者是秦始皇。据司马迁《史记》上的记载：秦始皇四年，‘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这大概是最早关于捐官的文字记载了。由于当时国家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出现了缺粮，统治者通过纳粟拜爵，来解决粮食危机。
到西汉时，捐官形成了制度，赫赫有名的政论家晁错的代表作《论贵粟疏》，就可看作是一篇系统阐述捐官制度的著名文章。文帝时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商业也发展起来，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商人。商人们囤积货物居奇，操纵物价，放高利贷；而农民则卖田宅，卖子孙，用以偿还债务。晁错认为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改变现行政策，制定新的政策，那就是贵粟政策，其实质就是纳粟拜爵。他说：‘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实践证明，纳粟拜爵政策一实行，立即取得明显成效。商人竞卖爵位，国家的储粮大增，农民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
同样一种制度，处于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人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出现的效果也千差万别。汉文帝采纳晁错的主张，这项政策的实行及其有益的效果，对西汉以后的赋役政策，对匈奴的政策，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而被诸葛亮作为反面典型告诫刘禅的灵帝也大力推行捐官制度，但他却主要是为了建立个人的小金库。光和元年他二十三岁的时候，就开始在西园挂牌出卖官职，为此史书写道：灵帝即位前为侯王时，常常苦于缺少钱财，当了皇帝后，经常为桓帝不能添置家业而遗憾，因此通过卖官来积聚私房钱。
其实捐官制度几乎历代都有，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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