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下，官场更是乌烟瘴气，在这里，高级情操是忌讳，所以，气节、道德、名誉都被摈弃在外。刘伯温身上恰好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常常警告他，对它们不要视而不见。这就让刘伯温很痛苦。
明朝有位叫洪应明的隐士说：“标节义者，必以节义受谤；榜道学者，常因道学招尤。所以呢，君子不近恶事，也不立善名，只要和气浑然，才是居身之宝。”
洪隐士又说：“处世不必与俗同，也不要与俗异；做事不必令人喜，也不可令人憎。”
我们说，中国历史上有太多洪应明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所谓人生导师了。洪应明早期做官，因为受不了当时的官场文化，所以辞职在家，专心着书，于是有了本《菜根谭》。《菜根谭》里全是人生处世哲理，不过注意一点，这些处世为人方面的哲理，是洪应明从之前的宦途失败中总结出的，总结出来后，就再也没有在官场中实践过。
《菜根谭》乍一看上去，处处机锋，处处使人眼前大亮，可真有人在官场或者在名利场中实践过它吗，实践得又如何呢？
人生经验是最靠不住的，古人说了，事非经过不知难。看到一两句哲理就成事的，世界上没有这种人。
当然，不是说洪应明的《菜根谭》不好，只是他在说那些哲理的时候，是置身事外的。置身事外，当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中国历史上那些道教气质浓厚的人，说着些超然度外的话，却不肯把这些话拿到实践中去，结果只能是纸上谈兵。
再来看《菜根谭》这类中国式处世的内容，全是龟缩律令，它让人遇事不要抱怨社会，要反躬自省。要人以德报怨，以保全肉身为第一要务。
中国道家这种“退让”思想正是两千年君主独裁制的温床，因为“退让”就意味着不争，苟且偷安，独裁者最喜欢的就是人民不争，没有争斗，他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老子有句话很可恨，叫“以德报怨”，连孔子都看不下去了，说：“如果以德报怨，那拿什么报德？”这足以说明，以德报怨不是白痴的想法，就是狡狯的诈术，有人用这种方式其实是做给人看，落下个圣人的名声，名声一成，利益就来了。
我们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说，刘伯温就在官场中，他不能融入那个圈子，就只能退出，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按洪应明的意思，别标榜节义，也别标榜道德，君子不做招别人讨厌的恶事，也别立什么善名，居身之宝就是在人群中装成是一个俗人，但内心保持纯洁的气质。
也许这种要求还可以做到，只要假装一下就可以了。但下面的话“处世不必与俗同，也不要与俗异；做事不必令人喜，也不可令人憎”就很难做到了。怎么才能不与俗同，又不与俗异？怎么做事才能不让人喜，又不让人恨？
这种在文字上笼罩烟雾、故意弄不清楚的中国式哲理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刘伯温在三十岁左右时还没有这种理解的能力，所以，他在南昌很快就被人攻击了。
有人说，这人故作清高，请他吃饭他不来；有人说，这人太自以为是，不就是个南人嘛；还有人说，这人外表忠厚，内心奸诈，用他们汉人的话说就是——假道学。
刘伯温的领导可就找到了他，摆出一副对外面的传言深信不疑的姿态来，说：“你呀，还是年轻，不知道什么叫官场体统，怎么可以这样做人呢？”
刘伯温说：“我给您讲个故事吧。战国时魏国大臣庞恭要陪太子到赵国去做人质。临走前，庞恭问魏王，‘假如现在有人告诉您，说闹市上有一只老虎，大王您相信吗？’魏王说，‘你当我是猪啊，闹市哪里来的老虎？’庞恭又问，‘假如又有人说闹市有老虎，大王你相信吗？’魏王想了想，摇头。庞恭再问，‘如果再有第三个人说闹市有老虎，您相信吗？’魏王痛快地回答，‘我当然相信了啊。’庞恭于是总结说，‘闹市没有老虎，这本是常识。但是，因为三个人都说有老虎，听的人就相信了。现在，我离魏国如此远，所以说我坏话的人超过三人，希望大王您要相信的时候，记得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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