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在戏台子边上，看那些“西洋镜”，一群小孩凑在一个小小的孔子上，看着孔子里的画在一个狭窄的区域变换着，按他的说法，他就像是一个知天命的老者，透过门，独到的看着外面的花花世界。
二叔告诉我们，这里原本是一家美国人开的香烟行，建立于民国初期，而这房子最早的修建者则是法国人，后来房子一度荒废，直到美国人来了，在这里卖起了洋烟，还把这里重新装肆了一番，在门上的石板刻上了“美华”两个字，意思是美国人在中国人的地方开设的洋行。而店里的伙计全都是中国人。二叔说，这个美国老板人不坏，他小时候也常常来玩，偷那些废弃被丢掉的卷烟纸，美国老板每次看到他的时候都要拿出一根白色的香烟，对他说“露cky,露cky。”也就是好运牌美国香烟，后来因为抗战爆发，重庆屡屡遭受轰炸，洋人有特权保护，早早的就撤离了。房子再一次荒废，直到后来被**接管，变成私塾。而那个时候的二叔已经是2多岁的青年，就在这学堂门口，摆摊卖早点。
我和彩姐还有胡宗仁和付韵妮围在二叔身边，津津有味的听着二叔讲述这一段离我们太过遥远的历史，那样子就像是在谷堆边听妈妈讲那从前的故事一样。我是个喜欢听故事的人，我尤其喜欢听这样一个平凡的老人，以最最市井小民的角度，来讲述他眼里的世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每段故事都有精彩和值得回味的部分。
二叔接着说，后来邻居都死光了，他也从儿子那搬了回来，就把自己的房间从楼上搬到了楼下，因为岁数大了，爬楼梯也不太方便。然后把楼上的房间分租给了一些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每天给1块钱给其中一个民工，让他帮忙买菜做饭，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好多年。直到最近来了个跛子，丢下5块钱，说要租用其中一个房间几个月，二叔收到的租金都是零零碎碎的，这突然给了他5块，他很高兴就把房间租给了那个跛子。
我们都知道，那个跛子就是付强。
二叔说，但是那个跛子自从有一天拿了包包进了房间以后，呆了一个晚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临走前他叮嘱二叔帮忙照看好他的房间，他甚至在走之前换了一把锁。二叔是个老百姓，他根本不知道我们这当中有多大的秘密，既然付强这么拜托了，他也就老实巴交的承诺了下来。
我转头问付韵妮，那段时间你父亲是不是常常都晚上没回家？她说是的，只不过那个时候，她还不知道父亲到底在干什么。司徒对二叔说，这个就是你那个租客的女儿，说完指了指付韵妮，说她爸爸让我们回来帮他拿些东西。付韵妮听到后就拿出手机来，找到一张自己和付强合影的照片给二叔看，二叔一看后说那你们自己上去开门拿吧。
我们上楼后，因为没有钥匙，请开锁匠来的话，恐怕二叔会有所怀疑，我跟司徒还有胡宗仁商量了一下，打算一脚把门给踹开，但是又担心这巨大的声响吓到二叔。胡宗仁却拍拍胸口说，别担心，包在我身上。
我和司徒都一脸纳闷，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以我对胡宗仁为人的了解，我其实很担心他会走下楼去对二叔来一个锁喉功，谁知道他站到下楼梯的地方，咳咳清了清嗓，冲着楼梯下坐着的二叔喊了声，二叔啊，来我给你表演一段诗朗诵。
我和司徒对望一眼，我们在彼此的额头上发现了三条竖线。
我看胡宗仁把手放在背后，对我们比了个“耶”的手势，然后就开始大声念起来：
鹅！鹅！鹅！曲颈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青波！
他的声音很大，在他那个故意拖了长音的“水”字的时候，我一脚踢开了门。
我至今不愿去想象当时二叔脑海中看到胡宗仁那朗诵时的表情，我不愿意去想，我不愿。我只觉得二叔当时一定会觉得眼前这孩子是不是在娘胎里受过什么刺激，否则为什么做事如此怪异。
进屋后，房间里除了一张床还有床头柜和地上的一个盆子外，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俯下身子在床底下寻找，却发现一只死掉的蜘蛛。我是个对超过四足的动物都很害怕的人，于是我起来对司徒说下面就一只死蜘蛛，如果你要弄的话就自己去弄出来。司徒白了我一眼，说一只曝露在外面的蜘蛛肯定不是我们要找的东西，他顺便还嘲笑了一下我这怪癖。胡宗仁进屋了，跟着我们一起找，我们把房间各个地方都找过了，却什么都没有发现。就在这个时候，胡宗仁忽发奇想，使用蛮力搬开了床头柜。
这是一个老式的床头柜，木质已经被人用手摩擦得黑得发亮了胡宗仁搬开以后，裸露出青砖墙壁。胡宗仁仔细看了看墙壁，发现没有什么东西，于是失望地对我们耸耸肩。当我们正准备无功而返的时候，彩姐去下意识的把头探到床头柜后面去望了一下，然后对我喊道，你快来看这个背面画了些东西！
我赶紧跑过去，想要用彩姐的姿势探头去看。可惜我的头有些略大，进不去，也看不到，于是我跟胡宗仁一起又把床头柜搬出来了一截，好让我整个人都能进去蹲着。我钻进去一看，发现木制的背板被涂上了一层类似乳胶漆一样的白色涂料，涂料上画了一个象棋棋盘，棋子布在上面，从棋局上来看，连残局都算不上。于是我鼓起勇气用手机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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