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不是一路人。
此后他也没有加入别的社团。他觉得一个人奋斗更轻松自在。跟没有干劲的人在一起厮混，只会徒增压力。
从那时候起，他开始挑战业余歌唱比赛。他是从上高中以后经常在观众面前唱歌的。起初他总是预赛就被淘汰，但连续参加过几次后，名次便逐渐靠前。而且参加这些比赛的多数是常客，不知不觉彼此就熟悉起来。
他们对克郎造成强烈的刺激。这种刺激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他们对音乐的热情。他们宁可牺牲一切，也要提高自己的音乐水准。
我也不能输给他们—每次听到他们演唱时，他都这样想。
每天醒着的时间几乎全部花在了音乐上，连吃饭和洗澡时都在构思新歌。渐渐地，他不再去上学了。他看不出上学有什么意义。自然，他也就拿不到学分，一再留级。
他的父母完全不知道去东京读大学的独子已经变成了这样。他们一直认为他四年后就会顺利毕业，回到家乡。所以当克郎在二十一岁那年夏天打电话回去，告诉他们自己已退学的时候，电话那端的母亲顿时哭了起来，接过电话的父亲用震破鼓膜的声音怒吼：“到底怎么回事？”
“我要走音乐这条路，所以上大学也没什么意义。”听到克郎的回答，父亲咆哮得更凶了。他觉得很烦，径自挂了电话。当晚父母便赶到东京，父亲气得满脸通红，母亲则脸色苍白。
在六叠大的房间里，他们一直谈到天快破晓。父母说，要是不上大学了，就赶紧回家继承鱼店。克郎没有答应。他毫不让步地说，如果那样做，他会后悔终生。他要继续留在东京，直到实现心愿为止。
父母连个囫囵觉也没睡，第二天一早就坐首班电车回家了。克郎从公寓的窗子里目送两人离去。他们的背影看起来那么落寞，那么瘦小。克郎禁不住合掌致歉。
之后三年过去了。本来应该早已大学毕业，但他依然一无所有。他还是和以前一样，为了参加业余歌唱比赛而日日苦练。其间他也曾数次入选。只要继续参加下去，总有一天会被音乐界人士注意到吧，他想。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找上他。他也给唱片公司寄过试听带，但都如石沉大海。
只有一次，一位常来店里的客人把他介绍给一位音乐评论家。克郎在那人面前演唱了自己写的两首歌。他希望成为创作型歌手，那两首歌也都是他的得意之作。
“还不错。”一头波浪状白发的音乐评论家说，“旋律很清新，歌也唱得相当好，很了不起啊。”
克郎很高兴。说不定有机会出道了，他内心的期待迅速膨胀开来。
那位客人替克郎问道：“他能成为职业歌手吗？”
克郎绷紧了身体，不敢看评论家的表情。
停顿了一下后，“嗯……”评论家沉吟着，“还是别抱这个希望为好。”
克郎抬起头。“为什么？”他问。
“歌唱得跟你一样好的人多的是，如果你的声音很有特色，自然另当别论，但你没有。”
评论家说得一针见血，克郎无话可说。其实这一点他自己也心知肚明。
“歌写得怎么样？我觉得很好听。”那时也在场的老板问。
“以外行来说，是还好。”评论家淡淡地答道，“不过可惜也就这个水平了。歌的旋律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没有自己的新意。”
这话真是尖锐。懊恼和伤心让克郎全身发烫。
自己没有音乐才华吗？想吃音乐这碗饭是不自量力吗？
从那天起，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结果克郎第二天下午才从公寓出门，随身带着一个运动背包和一个西装袋。西装袋里装着向老板借来的黑色西装。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东京，他本想把吉他也带上，但被父母看到准会念叨，所以还是忍忍算了。作为替代，他往包里塞了把口琴。
克郎在东京站上了列车。车厢里很空，他一个人占据了能坐四人的包厢，脱掉鞋子，把脚搭在对面的座位上。
要去克郎老家那个小镇，从东京站乘电车大约要两个小时，中间还要换乘。虽然知道有人每天坐车往返东京上班，克郎还是觉得那样的生活很难想象。
他说了奶奶过世的事情后，老板马上就同意他回家。
“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和父母好好谈谈吧，像未来的打算什么的。”老板劝他。听起来似乎在委婉地暗示他，差不多该放弃音乐这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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