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后代去占据其他动物目前所占有的地方：例如，它们之中有些变为能吃新种类的无论死或活的猎物；有些可以在新地方居住，它们爬树、涉水，甚至它们的肉食习性也可以被减少。在习性和构造方面，食肉动物的后代越有分歧，它们所能占据的地点也就越多。某种原理只要能应用于某一种动物，那么必定也能应用于任何时期的任何动物--这就是说倘若它们发生变异--变异如果不发生，自然选择同样也不能发挥作用。植物亦是如此。
试验证明，假如在某块土地上仅播种一个草种，而在另一块相似的土地上播种一些不同属的草种，那么显然后者能够长出更多植物并收获更多的干草。另外，在大小相同的两块土地上，如果其中一块播种一个小麦变种，另一块混合播种若干小麦变种，结果同样如此。因此，如果一个草种持续进行变异，而且它的变种被连续选择着，那它们就像异种和异属的草那样显现出程度较小的区别，这样包括变异了的后代在内的这个物种的大多数个体，即可成功地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众所周知，每年草的每一物种和变种都尽力散播无数种子，以此增加它们的数量。结果，数千代之后，任何一个草种的最显著的变种都会得到最好的时机，以获得生存的成功并且保证数目的增加，如此一来那些较不明显的变种就将被排斥；变种在彼此截然分明的时候，就能达到物种的等级。
我们已经在许多自然情况下看到，最大量的生物都是依靠构造的巨大分歧性维持生活的，这一原理是非常正确的。在一块极小的地区内，个体相互之间的斗争尤其在自由迁入开放时，必定是异常剧烈的，生物巨大的分歧性在那里总是有所体现。例如，一块面积为三英尺乘四英尺的草地，多年来都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暴露，有属于十八个属和八个目的二十个物种的植物在它上面生长，这些植物彼此的差异由此可见是多么地巨大。在情况相同的小岛上，植物和昆虫也是如此；这种情形同样出现在淡水池塘中。农民们知道，要想收获更多的粮食，就要轮种不同 “目”的植物，一般的把自然界中所进行的称作同时的轮种。在一片小土地上，动植物密集地生活着，它们中的大部分都可以在那里生活（假设这片土地只具备普通的性质），换句话说，它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那里生活。可是很明显，按照一般的规律，在斗争最尖锐的地区，那些属于被我们叫做异属和异“目”的生物是彼此斗争得最剧烈的生物，这是由构造的分歧性的利益，以及与其相伴随的习性和体质的差异上的利益所决定的。
我们也可以根据同样的原理看到，植物是如何通过人类的作用进行异地归化的。有人也许会想，由于将土著植物普遍看做是特别创造而适应于本土的，所以那些在亲缘上和土著植物密切接近的种类，才可以在任何一块土地上变为归化的植物。此外还有人认为，只有少数类群的植物可以归化，并且在新乡土的一定地点有其适应性。然而实际情形却很不一样，得康多尔在他的值得称赞的伟大论著中曾表明，假如和土著的属与物种的数目相比，归化植物的新属要远比新种多。举例子来说，阿萨·格雷博士在《美国北部植物志》的最后一版里，曾经举出属于162属的260种归化的植物。所有这些归化的植物的高度分歧的性质都是很突出的。还有，它们明显区别于土著植物，因为在162个归化的属中，土生的属的数量不足100，这样一来就大大地增加了现今生存于美国的属。
如果考察那些在任一地区内与土著生物斗争并获胜，随后在那里归化了的动植物的本性，大概就可以认识到，一些土著生物应该怎样发生变异，才能战胜它们的同住者；我们至少可以推测出，构造的分歧化能达到新属差异的，对它们是有利的。
米尔恩·爱德华兹曾详细讨论过如下问题，即某个体各器官的生理分工所产生的利益等同于同一地方生物之间构造分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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