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份好工作。是跟那老顽固一刀两断的时候了。不过，现在我没办法这么做。我自己的将来会怎样我还不清楚，所以我无能为力。不过，我会尽力去争取恢复工作。天知道医生们是怎么诊断我的病的，同志们竟然让我无休止地休养下去，这种境况一定会改变的。我会给母亲写信商量一下，咱们好好合计合计，反正我不会丢下你们不管，但，达尤莎，你们，特别是你的生活必须改变，这无庸置疑。你愿意吗？你有这样的力量吗？”
达雅抬起头，轻轻回答：
“我愿意，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力量。”
“没关系，达尤莎。只要你愿意，咱们就好办，告诉我，你留恋你的家吗？”
达雅很吃惊他会这么问，愣了一会儿才说：“我很同情母亲。”她说：“她一辈子都受父亲欺负，现在又加上乔治。我很担心……只是她更爱乔治……”
他们聊了好久，直到家人都快回来时，保尔才开玩笑地问：
“奇怪，那老头儿怎么没把你嫁出去呢？”
达雅慌乱地直摆手：
“我不嫁。廖莉娅的遭遇太让人心酸了，我绝不会结婚的。
保尔笑容满面：
“看来你已下定决心了？可要是突然有个很不错的小伙子向你求婚，态度诚恳，你又该怎么办？”
“我不会结婚的，他们在外边来回转悠时个个都不错。”
保尔把手搭在达雅肩上，谅解地说：
“行，不嫁人照样能过好日子。不过你心肠真硬。幸好没误会我在向你求婚，否则我就难堪了。”
达雅一脸羞涩。保尔见状用他冰凉的手抚摸了一下她的手。
“要是你找对象，不会找我们这样的人的。”达雅喃喃自语。
几天后，保尔乘上前往哈尔科夫的火车。去送行的有母女三人，还有母亲的妹妹罗莎。临别，保尔亲口向阿尔宾娜许诺，会帮助廖莉娅和达雅冲破牢笼的。她们像送亲人一样送别保尔，达雅眼中还泛着泪花。保尔久久地透过车窗望着廖莉娅和挥舞着白手绢、穿着条纹上衣的达雅。
到了哈尔科夫，保尔不想打扰朵拉，就在朋友彼佳·诺维科夫那儿暂住。稍作休息，他就乘车去了中央委员会，见到了阿基姆。等到只有他们两个人时，他要求能尽快安排工作。但阿基姆摇摇头：
“保尔，不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医务委员会有决定：‘鉴于病情严重，应送至神经病理学院治疗，’不予恢复工作”。
阿基姆，随他们怎么写，我只想工作，求求你，到处转院是没用的。”
阿基姆表示反对。
“不能违反决定，保夫鲁沙。这才是对你负责的表现。请你理解。
可保尔势不罢休地要求，让阿基姆无法招架，只好答应了。
第二天，保尔去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本以为一上班精力就能恢复，谁料第一天他就明白自己错了。他在科里一坐八个小时，没去吃饭，因为没力气去三楼，去隔壁的食堂。一会儿这只手，一会儿那只脚，常会麻木一阵，有时全身没法动弹，还发高烧。到了要上班的时间，他会突然酸软疲惫，无法起床。发作一阵后，他无奈地看到自己已经晚了一个小时。因为经常迟到，他挨了批评。他心里清楚，最可怕的事终于要降临了——他得离开队伍了。
阿基姆再次帮忙为他调了工作。但一个多月后病情更加重了：他卧病在床了。保尔想起了巴扎诺娃临别时的叮嘱，就给她写了封信。女医生当天就赶到了，保尔从她那儿得知：他用不着非住院不可。
“看起来，对于我的情况，治疗已经是画蛇添足了。”他想说句俏皮话，但根本笑不出来。
待稍稍复原了一点，他又跑到中央委员会。这回阿基姆坚持要保尔去住院。保尔倔强地说：
“我绝不去。那一点儿用也没有。这是专家告诉我的。我只有一条道可走：退休，领抚恤金。但我也决不走这条路，我不能不工作。我才二十四岁，不能用残废证养自己一辈子，不能明知无望还四处寻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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