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摆着两根长铁棍，这是用来代替路轨的。为了把路基夯实，斧头，铁锹，铁镐等统统都派上了用场。
铺枕木是一种细致活儿，绝对不能图快。枕木必须铺得既牢固又平稳，以便让每一根枕木平均分担压力。
在这段工地上，只有筑路工长拉古今一个人掌握了铺路技术。这个五十四岁的老汉，留着两道油光光的八字胡须，头上却没有一根白发。他志愿留在这里，一干就连着干到了第四批。他像年轻人一样经受了所有的困难艰辛，因此在筑路队里获得了普遍的尊敬。他，烟厂女工塔莉姆的父亲，是一位党外人士，党组织每次开会总是邀请他参加，让他坐在荣誉席上。他为此感到很自豪，发誓绝不离开工地。
“你们说说看，我能扔下你们不管吗？我一离开，你们会将这里搞乱的。这里需要我的这双眼睛，需要实践经验，我在俄罗斯铺了一辈子枕木……”每到换班的时候，他总是微笑着说这几句话，于是他就一次又一次地留下来了。
工程师波托什金对他保持着充分的信任，不大到他这个工段来检查。这时候大伙儿正在忙着干活儿，朱赫来等三人走到他们跟前。潘克拉托夫正挥动斧头，砍着安放枕木用的凹槽，他满脸通红，满头大汗。
阿基姆费了好大劲才认出这个码头工人。他消瘦了很多，高颧骨越发显得突出了许多，脸也没有仔细擦过，又黑又憔悴。
“啊，省领导来了！”说着，潘克拉托夫把温热且带着大汗的手伸给阿基姆。
铁锹声停了下来。阿基姆看出周围的工人脸色都很苍白。他们脱下的大衣和皮袄都堆在工地房边的雪地上。
托卡列夫对拉古今交待了几句，然后就拉上潘克拉托夫陪同刚来的朱赫来、阿基姆朝小山包走去。潘克拉托夫和朱赫来并排走着。
“潘克拉托夫，你解释一下，你们跟莫托维洛夫卡车站的肃反工作人员是怎么闹翻的，而且把人家的枪都缴了，你不觉得你们这样干过火一些了吗？”朱赫来严肃地问眼前这个不大爱说话的码头装卸工。
潘克拉托夫窘迫地微微一笑。
“我们是跟他商量好后才缴了他的枪的。这个行动是他主动向我们提出的。这小伙子跟我们很谈得来。我们对他说明了确实存在的困难，他就说：‘同志们，我没有权力让你们卸走门窗。根据捷尔任斯基所下的命令，是严禁盗窃铁路财产的。此地的站长与我是冤家对头，这个坏蛋偷东西，总是被我干涉。我让你们把门窗拿走，他是肯定会上告的，那我就得站到革命法庭的审判席上去。你们先缴了我的枪，再把东西赶快运走。站长无法上告，事情也就算是圆满解决了。’所以，我们就那样干了。我们可不是把门窗搬回自己家里。”
潘克拉托夫看到朱赫来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笑意，又接着说：
“朱赫来同志，如果有人一定要受处分的话，就处分我们几个好了，您可别责怪那个小伙子。”“不行——这是破坏纪律的。我们有足够的力量通过组织手段粉碎官僚主义。好了，现在谈谈更重要的问题。”于是朱赫来便向潘克拉托夫询问匪徒袭击的详细情形。
在离车站四公里半的地方，大家正在挥动铁锹，猛攻坚硬的冻土。他们要将横挡在路上的小山包劈开。
工地周围有七个人担任警卫员。他们带着霍利亚瓦的手枪和保尔、潘克拉托夫、杜巴瓦、霍穆托夫的手枪。这也是筑路队的全部武器。
波托什金坐在斜坡上，往笔记本上记着数字。整个工地上就剩他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了。瓦库连科因害怕被匪徒的子弹打死，连可能会被法庭判处临阵脱逃罪也顾不得了，今天一大清早就开小差溜回城里去了。
“要劈开这个山包得费上半个月的时间，因为地被冻住了。”波托什金对站在他面前的霍穆托夫低声说。霍穆托夫这个人老爱紧皱双眉，他动作迟缓，很少开口说话。
“总共只给咱们二十五天，挖山包您就要用十五天，这怎么行！”霍穆托夫说，说完烦恼地用嘴咬着胡子梢。
“这个最后期限或许有点脱离实际情况。我有生以来从未在这样的条件下，同这样的集体一起筑过路，也可能是我估计得有错误，因为在这以前我就曾错过两次。”波托什金说。
这时，朱赫来，阿基姆和潘克拉托夫走近小山包。山坡上的人们望见了他们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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