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命运》我读过一次，讲的是上海四一二那段历史，
这个故事是好的，写了我dang是如何的不怕风险，与光头领导的团队进行殊死搏斗的故事，表明了一个异化的世界中，人类如何摆脱战争下的荒诞、捍卫自己的尊严、维护世界的和平。
但是问题在于，在书中，我们只看见外国人在行动、在指挥、在决策，而我们的革命者则被放置在无足轻重的配角地位。
活跃在革命舞台上的是一群外国人，或者说欧化的中国人，这篇写的是这群人在左右我们的革命，这种错位是违反历史真实的，这是马尔罗制造的神话，并不是真实的。
我心底对马尔罗先生非常尊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马尔罗有马尔罗自己的局限性。
《人的命运》这本仅仅非常肤浅地属于历史，它之所以能够留存下来，成为经典，我想更多的是因为它表现了一种类型的英雄，他们身上结合了行动、文化和智慧，除此以外，还有马尔罗在中提出人的孤独以及如何战胜孤独的问题。”
“.原来如此。”
很多没读过《人的命运》的老同志，听完江弦的讲述，这才反应过来，相较于《人的命运》，末代皇帝确实是个不算太敏感的题材。
王濛这时候跟着开口，“我也读过这本《人的命运》，里中国革命者的典型只有一个人，叫陈。
这个人既没有文化，也没有智慧，只是一个行动的人，称不上是英雄，与其说陈是一个英雄，不如说他是一个冒险主义者。
除了这个陈，马尔罗的英雄人物，无论他们的行为方式，还是他们考虑问题的方式、对事物的反应、他们的悲观主义，都同中国人没有多少共同之处。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与其说是描写中国革命的，倒不如说，中国特定的历史事件为马尔罗提供了一个历史框架，提供了一个借口。
这篇的英雄体现，实际上是马尔罗本人的思想、倾向、哲学。
他会不自觉地用欧洲人的立场看待问题、考虑问题，因为他们内心觉得欧洲是世界中心，所以会自然的流露出欧洲人高人一等的情绪。”
王濛这话，在江弦看来一点都不过分。
马尔罗绝对是一位聪明的作家，他有能力表现他自己想到或感觉得到的东西。
但是，当涉及中国的时候，法国人还是只接受与他们相像的东西，总有一些法国人希望将他们不能在法国实现的梦想搬到中国来实现。
因此，这些法国作家在写中国的时候，他们心中念念不忘的其实是别的东西。
当然了，这番关于两个题材的讨论，只是聊天的一部分。
不过江弦关于《人的命运》以及末代皇帝的见地，却给很多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这个年轻人不简单。
这是今天很多人给江弦的评价。
作协这段时间的大事，围绕在《人民文学》这本最重要的文学杂志下一任主编的人选上。
而目前呼声最高的，一个人是江弦，还有一个人就是刘鑫武。
刘鑫武是一名老编辑，他的写作生涯起步要晚一点，可以看作是和江弦同时期的作者。
当年，他凭借一部《班主任》轰动全国，与卢新华的《伤痕》、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等一大批作品，构成当年轰动文坛的“伤痕文学”文学现象。
而与卢新华、王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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