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时间里被批为“靡靡之音”“黄色歌女”。
这一次让她登台亮相，也是释放一个信号弹，告诉文艺界：
一个敏感的时期要过去了。
文化艺术可以开始向着更多元的面貌发展了。
这种环境的信号对江弦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红高粱》这篇比《高山下的花环》来的更“大逆不道”，是对战争文学创作观念的重新理解。
为什么重新理解呢？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老战争追求的目标是再现战争过程，基本是从战前动员写到战役的胜利，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通常也是是否逼真地再现了战争的过程。
但是当年那些上过战场、经历过战争的老作家已经慢慢退出时代了。
现在文坛的中流砥柱，大部分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作家。
既然都没经历过，那还按照老一辈的方式写，就算是逼死作者也写不过老一辈那些人啊。
所以要重新理解，用新的手法创作。
这种创作上的突破，必须要和时代的轨迹吻合。
就说《红高粱》这本，放到一年以前，打死江弦他也不敢发表出去。
但在现在刊发，这就有点像顺水推舟，基本没什么风险。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幸运的是江弦获得了多方声援。
就像是上月《红高粱》在《人民文学》1982年第6期上发行以后，徐中玉在《中青报》6月18日第4版上发表了《感觉和创造性想象——关于中篇‘红高粱’的通信》，隆重推荐《红高粱》这篇。
徐中玉回到上海以后，多次来信和江弦打听《红高粱》这篇。
所以他这篇文章的内容，基本是江弦和徐中玉的一些通信内容。
而与徐中玉这篇文章在《中青报》同一版面上刊登的文章，标题就是《怎样才叫宽松》。
由此可窥一斑。
对于无论是主题还是艺术形式都非常离经叛道的《红高粱》，徐中玉和《中青报》这次及时破例高规格的推重，无异于雪中送炭。
颁奖结束，江弦和朱琳回到招待所。
江弦摸了摸奖杯，忍不住感叹，“还是搞电影的大方，我拿了那么多届全国优秀，也没到手一个奖杯。”
对这个最佳编剧奖，他还是非常珍视的。
百花奖以前有最佳编剧奖，第一届给了夏衍和水华，第二届给了李凖
如今他拿到手的虽然是金鸡奖，但也是如今仅有的编剧奖项。
从某个角度看，这也是百花最佳编剧的延续。
一想到夏衍、李凖这些人赋予编剧奖项的意义和荣耀，江弦就感到一种极大的光荣。
“夏衍同志给我写信了！”朱琳兴冲冲的给江弦说。
不论是夏衍的身份，还是他在电影界代表的地位，还是他作为金鸡奖评委会名誉主任委员.
他的来信足以令任何演员欢欣鼓舞。
“写什么了？”
“你看。”
江弦从朱琳手上接过信件。
他仔细看了一遍，老一辈的艺术家写信还是习惯于从右往左、从上往下的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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