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免向我表示很后悔，不该插手这部作品，并且深信该书及其作者命中注定在劫难逃。但是，始终有一件事让我心里踏实：我看见卢森堡夫人一直那么平静，那么高兴，那么笑容可掬，那一定是她对自己的事确有把握，否则她不会不为我而有所不安的，不会不对我说上一句同情话或者表示点歉意的，不会那么不动声色地看着事态如此发展下去，仿佛自己根本没有参与过似的，仿佛对我毫不感兴趣似的。使我惊讶的是她什么话也没对我说，而我觉得她本该对我说点什么才是。布弗莱夫人看上去不太平静。她来来去去都是一副急躁不安的样子，四处奔波，并且向我保证，孔蒂亲王先生也在奔忙，以阻止人们准备对我的打击。而且，她始终把这个打击归咎于当前形势，因为对议会来说，重要的是别让耶稣会士们指责不关心宗教。然而，她似乎对亲王以及她自己活动的成功并不抱有什么希望。她的一次次谈话令人紧张而非放心，意思都是让我避避风头，并且总是劝我到英国去，主动给我介绍许多在英国的朋友，其中有她多年的老友、大名鼎鼎的休姆（）。见我非要待着不走，她便想出能让我动摇的一招。她暗示我，如果我被捕受审的话，我就会被迫供出卢森堡夫人来的，而她对我的友谊深厚，使我不该冒这种会牵连上她的危险。我回答说，万一如此，她尽管放心，我是绝不会连累她的。她反驳道，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这一点上，她说得对，特别是对我而言，因为我是决心在审判官面前，永远不会违背誓言或撒谎的，不管说出真话来可能会有什么危险。
见我对她的想法有点动心，但又见我下不了决心逃走，她便对我谈起了去巴士底狱关上几个星期，作为逃脱议会裁判的一种手段，因为议会是不干预国事犯的。我对这种离奇的恩典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只要它不是以我的名义请求的就行。由于她没再跟我提起这事，我后来就以为她提此建议是在试探试探我，人家并不愿意采取这种权宜的办法来了结一切恩怨。
不几天之后，元帅先生从德耶的神甫、格里姆和埃皮奈夫人的朋友那儿接到一封信，下面有一通知，神甫说是从消息可靠人士那儿得到的，说是议会将用严厉措辞起诉我，并注明了哪一天我将被拘捕。我判断此通知系奥尔巴什一伙假造的。我知道议会是很注意程序的，在不先依照司法程序搞清我是否承认写了这本书，我是否真的就是该书的作者，就这么一纸通令，将我逮捕，那是完全违反程序了。我对布弗莱夫人说：“只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罪行，才能根据简单的迹象下令逮捕被告，因为害怕被告逃脱法网。但是，要想惩治像我这样本应受到尊敬和奖励的一种违法行为，应针对作品起诉，而要尽量避免涉及作者。”对此，她向我指出了一个细微的差别，可我忘记了是什么差别，以证明不先行传讯就下令逮捕是对我的一种恩典。第二天，我便收到居伊的一封信，他告诉我说，在他去检察长家的那一天，他在其写字台上看到一份针对《爱弥儿》及其作者的起诉书的草稿。必须强调的是，这个居伊是迪舍纳的合伙人，该书是他承印的，可他却丝毫不为自个儿的事担忧，反而大发慈悲地把这个通知告诉作者。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一切怎么能够让我相信！一个被检察长接见的书商，竟在其写字台上从从容容地读到手稿和底稿，那也太简单，太容易了吧！布弗莱夫人和其他一些人也向我证实了这件事。根据人们不断地向我的耳朵里灌输的这种种荒唐话，我真的以为所有的人全都疯了。
我清楚地感觉到，在这一切之中，有什么秘密别人不愿告诉我的，所以我坐待事态的发展，深信自己在整个这件事情上是正直的，无辜的，而且，我也极其高兴，不管有什么迫害在等待着我，反正为真理而受苦是无上荣光的事。我毫无惧色，也绝不躲躲藏藏，我每天都去大城堡，每天下午照样散步。六月八日，就在逮捕令下达的前夕，我还同两位奥拉托利会的教授阿拉玛尼神甫和曼达尔神甫一起散步。我们带上点心去尚波，吃得津津有味的。我们忘了带酒杯，便把黑麦秆插到酒瓶里去吸，大家都争相挑选最粗的麦秆，看谁吸得最多。我一生中从未这么开心过。
我讲述过年轻的时候是怎么失眠的。自那以后，我便养成了每晚在床上看书的习惯，直看到眼皮抬不起来，就把蜡烛吹灭，尽量迷糊一会儿，但总是迷糊不长。我每晚通常读的是《圣经》，我就这样连续地从头至尾读了至少有五六遍。那一天晚上，我比平时更无睡意，便读得时间更长一些，我把用“以法莲山的利未人”（）为结尾的那一章整个儿地读完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一章就是《士师记》（）②，因为自那以后，我就没再读过这一章。这篇故事令我爱不释手，可当我恍若身在梦中的时候，突然被响声和亮光惊醒了。泰蕾兹掌着灯，照着拉罗什先生；后者见我突然坐直身子，便对我说：“别害怕，是元帅夫人派我来的。她给您写了一封信，还有一封孔蒂亲王先生的信。”的确，在卢森堡夫人的信中，我发现了这位亲王派一位专差给她送去的那封信，里面指明，尽管他尽了一切努力，人家还是决定要对我进行严厉起诉。他对她说：“问题极其严重，怎么挡也挡不住。宫廷要严办，议会也要严惩，早上七点就将发出逮捕令，马上就要派人来抓他了。我总算说妥，若是他远走高飞，就不再追捕他了，但是，如果他执意要让人抓去的话，那他必被捕无疑。”拉罗什代表元帅夫人催促我赶快起来，去与她商量商量。已经是凌晨两点了，她刚刚睡下。“她在等您，”他补充道，“她不愿意在见到您之前就睡着了。”我匆忙穿好衣服，向元帅夫人处跑去。
我觉得她焦躁不安。她这是头一次这样。她的慌乱令我动容。在这紧张的时刻，又是深更半夜，我自己也不免有点激动，但是，一见到她，我便忘了我自己，只想着她，只想到假使我被抓去，她将要扮演的悲惨角色。因为，我虽自觉有勇气只讲真话，哪怕这真话对我有害，会毁掉我，可我却觉得自己缺乏足够的镇静，缺乏足够的机智，也许还缺乏足够的刚毅，在被逼得太紧时，难免会把她给牵连进去。这就决定我去牺牲自己的荣誉以求得她的平静，决定我在这件事上作出要是为了我自己的话是永远不会做的事。在我下定决心的当儿，我便将自己的决心告诉了她，绝不愿意让她付出代价，从而有损于我的牺牲的价值。我深信她是不会误解我的动机的，可是，她却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以表示她对此深为感动。我对她这么无动于衷很恼火，以致举棋不定，很想缩回去。但是，元帅先生突然来了，布弗莱夫人不一会儿也从巴黎来了。他们做了卢森堡夫人本该做的事情。我受了一番恭维，羞于改口，因此，剩下的只是我隐遁到何处以及何时离去的问题了。卢森堡先生建议我隐姓埋名，在他家躲上几日，以便从容不迫地商量一下，采取措施。但我没有同意，也没同意偷偷地溜到圣殿区去。我执拗地要当天就走，不想躲在任何地方。
我感到自己在法兰西王国里有一些隐而不露的有势力的敌人，所以我认为，尽管我留恋法国，但仍应离开它，以求得安生。我首先考虑的是退居日内瓦，但稍加考虑之后，我便放弃了这种愚蠢的想法。我知道法国内阁在日内瓦比在巴黎的势力还大，如果它想要折磨我的话，在哪个城市它也是不会让我得到安宁的。我知道《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在日内瓦议会中激起了对我的仇恨，而这种仇恨越是不敢表达出来就越是危险。我知道，最后，当《新爱洛伊丝》出版的时候，日内瓦议会曾在特隆桑医生的请求之下，迫不及待地禁止它发行，但是一看无人响应，甚至在巴黎也没人吭声，便自觉很蠢，颇为羞惭，才收回禁令。我并不怀疑，它觉得此次机会难得，一定会尽量想法利用的。我知道，尽管所有的日内瓦人表面上装得挺漂亮，但心里在暗暗地嫉妒我，只等机会来了好发泄积怨。然而，对祖国的爱心在召唤我回到自己的祖国去，而且，要是我能够庆幸在自己的祖国平平安安地生活的话，我是不会有所迟疑的。但是，荣誉与理智都不容许我像个逃亡者似的去那儿避难，所以我便决定只是在靠近自己祖国的地方待下来，并到瑞士去等着看看人们在日内瓦对我将采取什么决定。大家马上就会看到，这种不安不会很长。
布弗莱夫人对于这个决定很不以为然，又在努力地劝说我，让我去英国。她没有说动我。我从来就不喜欢英国，也不喜欢英国人，而布弗莱夫人好话说尽，也远远未能打消我的厌恶之情，反而似乎使之有增无减，我也不知到底是为什么。
我既已决定当天就走，大家都以为我一大清早就走了。我派拉罗什去拿我的文稿，他连对泰蕾兹都未肯说一声我是走了还是没走。自打我决定有朝一日要写我的回忆录，我便收集了许多信件和文稿，需要跑好几趟去拿。已经整理好的那些文稿，有一部分是单放着的，而我则整个上午都在整理其他的文稿，以便只拣对我有用的带走，把没用的烧了。卢森堡先生很乐意帮我干这个活儿，但这活儿挺费时间，我俩一上午都没有弄完，所以我也就来不及烧了。元帅先生主动提出由他负责把剩下的分拣完，把不要的由他亲自烧掉，而不交给任何人，然后把拣出来的全部寄去给我。我接受了他的提议，很高兴摆脱了这件烦琐的事，好同我马上就要与之永别的极其亲爱的一些人度过我所剩不多的几个钟头。他把我留下这些文稿的房间钥匙拿去了，并且在我再三请求之下，派人去寻我那可怜的“姨妈”。她因不知我情况如何以及她将会怎样而急得要死，正时刻准备着法院来人，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们。拉罗什把她带到大城堡中来，什么话也没告诉她，她还以为我早就远走高飞了。她一看见我，便高声尖叫一声，扑到我的怀里。啊，情谊，心心相印，朝夕相伴，相濡以沫！在这难舍难分的时刻，我俩一起度过的那么多幸福、甜蜜、温馨的日月，一起涌上了心头，使我在将近十七年中几乎没有一天不形影相随之后，更加痛切地感到第一次离别那撕心裂肺之痛。元帅目睹这离情别绪，也不禁潸然泪下，悄悄地走开了。泰蕾兹不愿意再离开我。我告诉她此刻跟随我去之不便，以及她留下来清理我的物件，收回我的钱款之必要。依照惯例，下令逮捕某人时，就要拿走他的文稿，封存他的物件，或列一个清单，并指派一人看管。必须让她留下来注视人家如何处理，尽可能地损失小些。我答应她不久就让她来找我。元帅先生也确认了我的这一许诺，但我始终不想告诉她我要去哪儿，以便她在遭到前来抓我的人的盘问时，可以照直说她确实不知我的去向。分手之时，我拥抱住她，心中感到一种很特别的激动，于是，我在激动之中，唉，真是一语成谶，对她说道：“孩子，你必须拿出勇气来。在我的那些美好岁月里，你与我有福共享，今后，既然你自己愿意，那你就得与我有难同当了。从今往后，等着你的只是跟着我去受苦受难了。我的命运从今天这个可悲的日子就开始了，它将追逼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所剩下的只是考虑动身的事了。法院的人本该十点就来的。我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了，可他们还没有来。原先定好我将乘驿马的。我根本没有自己的马车，元帅先生便送了我一辆双轮轻便马车，还借给我两匹马和一个车夫，送我到第一个驿站。在那儿，由于他事先已安排好了，人家毫无难色地便给我提供了两匹驿马。
由于我没入席午餐，也没在大城堡露面，夫人们便前来我待了一整天的那间中二楼里向我告别。元帅夫人满面愁容地拥抱了我好几次，但我在她的拥抱中没再感到两三年前她频频拥抱我时的那种亲密急切劲儿了。布弗莱夫人也拥抱了我，还说了许多中听的话。有一个人的拥抱使我更加惊讶，那就是米尔普瓦夫人的拥抱，因为她当时也在场。米尔普瓦元帅夫人是一位极其冷峻、端庄和矜持的女人，我觉得她还没完全摆脱掉洛林家族的那种生来就有的高傲。她从来就没有太关注我。或许是我受宠若惊，力图抬高这种恩宠的价值，或许是她在拥抱我时确实加进了一点高贵女人所固有的那种恻隐之心，反正我从她的动作和目光中发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强力，直入我的肺腑。后来，当我回想起她的拥抱时，我常常在猜测，她因为不知道我将命归何处，所以刹那间，对我的不幸不禁动了恻隐之心。
元帅先生一直没有开口，面色苍白得犹如死人。他非要把我一直送到停在饮马槽边的车上去。我俩穿过整座花园，一句话也没说。我身上带着钥匙，用它打开了园门，然后，我没把钥匙装进口袋，而是默然无语地把它还给了他。他接过钥匙时的那份激动令我惊诧，使我此后经常回想起来总不免要黯然神伤。我一生中从未有过任何时刻比这次离别更加难舍难分的了。我俩久久地、默默无言地拥抱着：我们彼此都感觉出这次拥抱就是最后的诀别。
在巴尔和蒙莫朗西之间的路上，我遇上一辆高级租用马车，上面坐着四个穿着黑衣服的人，含着微笑向我打着招呼。据泰蕾兹后来向我描绘的法院来的人的相貌，以及他们到的时间和行为举止，我毫不怀疑那就是他们，特别是后来我听说逮捕令不是像人们告诉我的那样是七点下达的，而是直到中午才下达。我必须穿过整个巴黎。坐在一辆敞开的马车里是藏不严实的。我看见街上有好几个人像是认识我似的在向我打招呼，可我却一个也不认识。当晚，我便绕道穿过维尔罗瓦封地。在里昂，坐驿车者都得被带去见城防司令。这对一个既不愿说谎又不愿更名改姓的人来说，可就尴尬了。我带着卢森堡夫人的一封信，前去求维尔罗瓦先生，请他想法替我免去这份苦差事。维尔罗瓦先生给了我一封信，可我没有用它，因为我没经过里昂。这封信仍原封未动地存在我的信函箱中。公爵先生一再劝说我在维尔罗瓦过夜，但我宁可继续上路，因此我当天又赶了两个驿站。
由于车座很硬，加之身体太差，无法拼命赶路。再说，我的样子也不够威严，不会得到很好的服务。而且，大家都知道，在法国，驿马跑得快和慢，全看车夫如何赶法了。我以为多多犒赏车夫，就可以弥补自己那相貌平平、言语笨拙了，可这反而更糟。车夫们竟拿我当成跑腿的，平生头一遭坐驿车出门办事。此后，我得到的便一直是一些驽马，而且还成了车夫们捉弄的玩偶。我终于耐住了性子，一句话不说，随他们如何驾车好了，其实，我一开始就该这样。
我是有办法排除旅途中的烦闷的。我把最近发生的一切翻来覆去地加以思考，想弄个水落石出，可我既无这种能耐，也没这个心思。令人惊讶的是，我对已经过去的灾祸很容易忘记，尽管它可能是最近才发生的事。一想到大难临头，我会吓得半死，茫然不知所措，不知将会如何，可是一旦灾难发生了，我也就不怎么去想它了，很容易便把它忘得一干二净。我那害苦了我的想象力总是在自寻烦恼，灾难未到，总要猜测个没完没了，而且使我又无法去回想已经出现过的那些灾难。对于已成事实的事也就无须再去小心防范了，而且再去想它也无济于事。我可以说是为将要到来的不幸耗尽了心思，我越是因猜测它而吃尽苦头，也就越容易忘掉它。而与此相反，当我不断地回想起昔日的幸福时，我便在回味它，品尝它，可以说是愿意何时拿它出来享受就拿它出来。我感到，正是多亏了这种很好的秉性，我大概才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记恨。记恨心总缠着一个爱报复的人，使之对受到的侮辱耿耿于怀，变着法儿也要找他的仇家报仇，殊不知自己反倒为此而痛苦不堪。我生性好激动，一激动，马上便气愤不已，怒不可遏，但复仇的念头从未在我心中扎过根。我对受到的冒犯很少介意，所以也就不太去想冒犯我的人。我之所以想到他使我遭受的不幸，是因为担心再受到他的坑害。如果我确信他不会再损害我，他那对我已造成的损害，我可能立马就会忘记。人们常在劝诫我们，要英雄海量，这无疑是一种极为美好的品德，对我却谈不上。我不知道自己的心灵能否控制住仇恨，因为它从来就没有感受到过仇恨，而且，我也极少去想我的仇人，所以也就谈不上有饶恕他们的美德。我不清楚他们为使我痛苦而自寻烦恼到了什么程度。我受他们的摆布，他们有权有势，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势。只有一件事是超出他们的权势的，而且也是我以此向他们挑战的，那就是他们在为害我而绞尽脑汁的时候，却无法迫使我也为害他们而殚思竭虑。
自我动身的第二天，我便把新近发生的所有一切忘得一干二净。在整个旅途中，除了我不得不小心提防的事而外，什么议会呀，蓬巴杜尔夫人呀，舒瓦塞尔先生呀，格里姆呀，达朗贝尔呀，以及他们的阴谋诡计、他们的同伙，全被我抛诸脑后了。相反，我却记起我动身前夕最后读的那本书。我也回想起了格斯奈尔的《牧歌》，是其译者于贝尔前些日子寄给我的。这两个念头总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而且完美地交织在我的思想里，以致我想设法将它们聚在一起，按照格斯奈尔的笔法，写一个“以法莲山的利未人”的题材。这种淳朴的田园风格似乎不怎么适合这么惨烈的一个题材，而且，我当前的处境也使我高兴不起来，无法把这一题材写得欢快一些。但是，我仍想试一试，这纯粹是为了解除鞍马劳顿，根本就不想获得成功。我刚一试，便惊讶地发觉思想非常集中，而且表达时也很得心应手。我用三天的时间写出了这首“小诗”的头三章，后来，我在莫蒂埃将它写完了。我深信，我一生之中从未写过什么比它风尚更淳朴感人、色彩更清新、描绘更纯真、个性更贴切、凡事皆具古朴之风的东西，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未被那基调悲惨的主题所损害。除此而外，我还因此而具有了战胜困难的优点。《以法莲山的利未人》如果说不是我作品中的最佳之作，那也将永远是我最为珍贵的作品。我每每读到，并且在我将重读它时，都会感到心中有着一种无怨无艾的欢快，远远没有因自己的不幸而尖酸刻薄，反而能聊以自慰，在自身找点什么来补偿自己所遭受的不幸。假如有人将所有那些在自己的书中对自己从未遭受过的不幸表现得那么豁达大度的大哲学家聚在一起，把他们放在与我相类似的处境之中，在他们的尊严受到侮辱时的最初愤怒中，让他们来写这样一部作品，看看他们将把它写成什么样子吧。
我从蒙莫朗西动身去瑞士的时候，决定去伊弗东我那善良老友罗甘先生那儿停停。他退居那儿已经有几年了，甚至还邀请过我去那儿看他。我在途中听说经过里昂要走弯路，所以去伊弗东就省得绕里昂了。可是，那就得经由贝藏松，那也是个军事要塞，因此也要遭遇同样的不便。因此，我决定绕点路，经过萨兰，借口去看看迪潘先生的侄子米朗先生，他在盐场供职，曾经一再邀请我去看他。这个办法成功了。我没有找到米朗先生，所以很高兴不必停留，继续赶路，没有遭到任何人的盘问。
进入伯尔尼境内时，我让马车停下。我下了车，跪在地上，拥抱、亲吻着大地，激动地嚷道：“苍天啊！道德的保护者，我赞美你，我踏上了自由的土地了！”我就是这样，一有了希望，便又盲目又自信，总是对将铸成我的不幸的事物热情满怀。我的车夫大惊失色，以为我疯了。我重又上了车，没几个小时，我便感受到扑在可敬的罗甘怀抱中的那种既清纯又强烈的快乐了。啊！让我们在这位可敬的主人家喘息片刻吧！我需要在他家恢复点勇气和力量，我不久将使之有用武之地。
我刚才就我所能回想起来的所有情景作了不厌其详的叙述，这是不无道理的。虽然它们显得不太明晰，但是，当人们一旦掌握了阴谋的线索，它们就能让人看到阴谋的施展。譬如，它们对我马上要提出的问题虽不能提供初步概念，但大大有助于解答这个问题。
咱们假定，为了实行以我为目标的阴谋，必须让我离得远远的，那么为了让我走开，则必须让一切都像所发生的那样发生。但是，如果我不被卢森堡夫人的夜半使者所惊吓，不被她的惊慌乱了方寸，而一如我开始时那样岿然不动，不是待在大城堡，而是回到我的床上安安稳稳地睡个懒觉，我也照样会被下令逮捕吗？这是个大问题，解开其他许多问题也得取决于这一问题，而要研究它，那就很有必要搞清那威吓性的逮捕令和实际的逮捕令的下达时间。这是个粗略的却是明显的例子，表明在陈述的事实中，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也是十分重要的，人们可以据此通过推论去找出其中的秘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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