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社会生活带来了莫大活力，这是其积极的一面。
但同时，心学也使社会中产生了一股逃禅和清谈的风气，使人们流于虚浮而缺乏务实，这成为明末遗民反思明朝覆亡原因时的一个重要标靶。明代心学特别是王门后学的见解思想并不统一，彼此又相互问难，到明朝后期各种危机爆发时，姚江心学的衰落在所难免。究其原因，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两大方面。
从内因上来说，心学有几大问题：
其一是内部分化。阳明辞世后，粗分为七派，思想主旨不统一，且相互之间多有攻讦发难，在未受外力冲击前，内部倒先分裂。
由于黄宗羲所划分的七派是根据地域划分的，所以七派中不同人物的主张又有不同，像浙中学派中王畿和钱德洪对王阳明的“四句教”就有四有、四无的大分歧。
二人在阳明生前就为此争论不休，而王畿、王艮的主张又倾向于禅化，自然又会受到像邹守益等恪守王学的批评。
其二是违反师说。除了邹守益代表的“主敬派”比较恪守阳明宗旨外，其他学派对王阳明的“致良知”、“格物”等概念几乎都进行了自己的诠解，所以才有了“虚无派”、“日用派”、“主静派”、“主事派”的区别。
这其中，改造特别过分的当属影响最大的“虚无派”和“日用派”。黄宗羲针对这两派做过专门批判：“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
可以说，阳明学说能够风行天下，“虚无派”和“日用派”的主张居功甚大，但是由于其改造过大，跻而为禅，也导致心学的本来面貌被掩盖。
说起来，当初王阳明本人可是专门批评过一些佛、老学说之中过于虚妄的说法的，不知道他泉下有知，是否会为后世门徒乱解其本说感到愤怒？
其三是流于空疏。原历史上的明末社会在危机四伏，经济衰退，战事频起，大厦将倾之际，社会呼唤的是能改革弊政、上马杀敌、整治社会的实干型人物，而王门后学大都流为虚浮的口上说教。
关于这点也很让人感慨，因为王阳明在世时对此就早有预感，其言：“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此本是学者究竟话头，可惜此理沦埋已久。学者苦于闻见障蔽，无入头处，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但恐学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种光景玩弄，孤负此知耳。”
真是不幸啊，先生竟一语成谶。
王学的命运不幸被其言中，在其去世后，王学也逐渐趋于空疏，不再作修持上的功夫，只是“想象”，也忘了乃师四平叛乱的壮举。
对于王学的空疏之风，顾炎武对此做了激烈批评：“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
他将王阳明比作晋之王导、宋之王安石，认为明朝的灭亡，根子上就是王阳明所开启的“新说”导致的。
当然，将国家的覆亡归结为一百多年前的某个人，不免失之简单武断，但也从侧面说明阳明心学的流弊波及深远。
阳明心学本质上是“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正如牟钟鉴所说：“阳明心学不是书斋哲学，不单纯是逻辑推演的产物，也是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痛苦体验后有深切解悟的产物。王学是生活和实践的哲学，这对于准确把握王学的内在精神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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