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伞面只要五毛钱。”
陈凡想了想，“也行。”
他又掏了一块钱，“那您帮我缝两个。”
大妈正想多要一两个，便看见陈凡拿着布片坐到缝纫机前，哗啦啦一阵踩，眨眼间就缝好两条边，吓得转身就跑，生怕晚了赶不上趟。
一个小时不到，两只简易降落伞便做好。大的一只是四个伞面串连，小的只有两个，伞面直径约两米八，比后世的太阳伞还大，边角用化纤布条相连，承重量绝对够用。
回头大的自己用，小的挂行李箱。
反正是应急用的，应该也够了。
随后陈凡又用剩下的布料做了两个降落伞包，有了这个东西，他就不怕坐飞机啦！
这东西对普通人基本没用，但在他手里就是逃生利器，只要不运气太差掉进火山洞里，其他地方都能安全着地。
可内地有活火山么？
没错，他就是这么的贪生怕死，还贪图享受，咋地吧！
心情愉快地吹着口哨、提着降落伞包回到招待所，刚到房间门口，便看见巴金坐在何青生旁边，一人捧着一叠稿纸在看。
听到动静，两人齐齐抬起头来。
巴老扬了扬手里的书稿，故意板着脸说道，“在上海的时候你还藏着，不地道啊。”
不地道在成都话里是不厚道的意思，他竟然又飙出来家乡话。
陈凡却一点都不虚，将两个伞包丢到行李箱上，理直气壮地说道，“那时候又没完稿，当然不好拿出来给您看啊。”
“屁。”
巴老没好气地甩了个脏话，随即没好气地笑骂道，“这本手稿的字迹明显不是伱的，还敢说没定稿，没定稿的你让人给你誊抄？”
陈凡心里咯噔一下，糟糕，忘了有破绽。
随即眼珠微转，干咳一声，“您再翻一翻，里面还有我的笔迹，那都是后来我修改了加进去的。”
不用巴老动手，何青生翻到后面，果然发现有不少夹页。
巴老一看，也不吭声了。
他抬起头看向陈凡，“这次饶过你一回，下次再有新书稿，先给我看看，我来给你把关。”
陈凡憨厚地笑了笑，“确实还有一本，……”
话刚出口，何青生便猛地抬头看着他。
陈凡嘴角微抽，对着他说道，“您不用看我，这本写的是与上海有关的地下工作者的故事，在上海发表，或者直接发书更合适。”
何青生一听，继续低头看书。
倒是巴老兴趣更大了一些，好奇地看着他，“你是说地下工作者？你怎么会想到这个题材？”
陈凡打了个手势，点头说道，“从50年代开始，就有很多的反特作品出现，其中还有不少是小人书连环画。
我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就突然想到，我们也有一批为了革命和理想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长期以来，都没有太多人关注到他们，所以就萌生了创作这个题材的想法。”
我国谍战类的作品有很多，但长期以来都是以“反特”作为核心，以我们自己人为第一视角的，第一个是80年央台拍摄的电视剧《敌营十八年》。
这部9集电视剧，也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
不过陈凡没有抄这部电视剧的故事，后世的谍战作品层出不穷，质量上乘的也不少，而上海当时作为远东地区最繁华的城市，鱼龙混杂、势力交错，自然成了最活跃的情报中心。
故事便是以一名地下工作者，伪装成一名公司小老板，周旋在各方势力之间，当然，主要对手还是中统，积极开展工作，为组织获得大量情报、为抗战和解放做出重大贡献的故事。
其中以各方势力为反面角色，突出我方人员的正面形象，又通过正面人物的作用，突出主角任务小组的重要性，再经过一系列的人物塑造和任务执行，突出了主角的英勇机智与大无畏精神。
完美契合三突出原则。
过去十年的桎梏依然影响着全国各地文艺创作者，文学、电影的创作都还遵循这一原则，要到80年以后才稍有放松，直到“伤文”大行其道，才将这一创作原则摧毁。
这时候连“伤文”都还没出来，更别说横行，陈凡可不敢步子迈得太大，还是套着公式去创作更安全。
不仅《上海谍影》这部小说如此，《云湖恋》也是一样。
新旧思想的碰撞、国事家事的矛盾、正反面人物的交锋，都被融入其中，……要不然他哪能写三十多万字，这些都要拿故事去填的！
听到陈凡的话，巴老缓缓点头，忽然问出一个问题，“那你写的应该是偏向通俗小说？”
这话一出，正在看稿的何青生也猛地抬起头。
陈凡微微一愣，他差点忘了，巴老一直都是严肃文学的坚定支持者，不过倒是对通俗文学不排斥罢了。
严肃文学的核心特征是对人类经验和存在的深入思考。
也就是说，一部严肃文学作品，需要以写实、荒诞、意识流和后现代的写法为表达方式，通过文学形式来探索人类的内心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等。
最常见的是描写人物的内心矛盾、情感挣扎以及生活的困境，来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思考。
总而言之，就是要“有意义”。
而这个时候文学界的主流，对通俗文学的态度是“排斥”、甚至“看不起”，许多文人都认为通俗文学就是消遣文化，没有过多的精神内涵，也不值得去反复品读。……就和后来爬上台子的通俗文学家、瞧不起网络文学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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